就在普莱比斯人经历如上事情时，安奎利塔斯人也没有安闲下来。那时在巴克尔群岛的安维赫人聚居地时常发生强奸、杀人案件，夕巴斯汀无论如何严令禁止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后来，几位到巴克尔群岛出游的普莱比斯贵族和他们的仆人在路上被杀死，他们的妻子则被当地的安维赫人强暴，这对普莱比斯人来说是一种奇耻大辱，弗拉维安愤怒地公开宣称安维赫人是低劣的民族，是天生的奴隶。这一言论在特朗西特斯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了阿皮齐亚人之外，所有国家的主要舆论都在声援弗拉维安，并举出更多的事例来对安维赫人落井下石。好事的安奎利塔斯人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主流的报刊都以安维赫人的荒诞故事吸引群众，顺便辅以辛辣的讽刺，还不忘自夸安奎利塔斯人的善良和优秀。当时由议会主办的《国家责任》报时常刊登加斯帕尔批评安维赫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加斯帕尔有时表现出高明的智慧。比如说当他评价贯穿于安维赫一年始终的国家祭日时，他是这样说的：“难道真有人会为千百年前死去的人感到痛彻心扉的哀伤？这只不过是愚蠢的人为了博取愚蠢的声誉才这样做的；更加让人鄙夷的是，一个能够手刃父母、兄弟和子女的家伙（指安维赫历史中著名的君王孔甲，正是他在一千年前创立了第一使让“全国人民必须感到悲哀”的节日），居然会为此指责其他人缺少正义感和爱国感。”不过与此同时，加斯帕尔也发表出许多极端荒谬的言论，当他发现安奎利塔斯人无法在历史长度上与安维赫人争胜的时候，他甚至想要把苏美尔人作为安奎利塔斯人的祖先，并尝试着把莫尔比斯的故事从我们的历史中抹去。
但在那不久之后，安奎利塔斯城内便发生了许多使人颜面尽失的事情。其中引起最大反响的是这样一个事情，在一家名为“欢乐之本”的饭馆里，一个醉汉，或许他当时是清醒的，侵犯了一名门第高贵的女性，并且刺伤了试图阻止他的酒店主管。然而当时其他人在做什么呢？他们从犯罪现场匆匆忙忙跑到门外，趴在窗口上漠然观看着歹徒的暴行，没有一个人敢于帮助勇敢的主管，没有一个人能够发出哪怕是一句言语上的指责。罪犯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安奎利塔斯人在这事中表现出令人发指的冷漠引发了整个安奎利塔斯甚至特朗西特斯的谴责。受害者父亲，当时的社会名流加科莫愤怒地讲：“我们的公民同胞从来不缺乏言语和道德上的智慧，但有着如此洞识并不代表他们会做正确的事情。我女儿遭遇的不幸足以证明安奎利塔斯人可耻的乐观性格，他们对自己预估太高了！而在事实中，他们并不比自己终日嘲笑的安维赫人高明什么！”
由于类似事情的刺激，一批期待古代精神重生的人开始活跃在安奎利塔斯。在他们看来，安奎利塔斯人之所以失去制止邪恶的勇气，是被社会中靡靡之风腐化的结果。在当时的安奎利塔斯，有些男人开始像女人一样涂抹脂粉，穿着艳丽的服装，他们把胡须刮的干干净净，蓄起长发，戴上耳饰，而偏偏就在战场上没有这种认真的精神。人们宁愿在家中举办各式各样的宴会，也不愿去观看角斗和赛马比赛，即使那时的角斗比赛已经很少流血，更不会死人。你不会再见到人们在闲暇时间为锻炼身体而拿起武器去狩猎或者做一对一的决斗，取而代之的则是不断流行的许多球类运动。总而言之，他们觉得只有想办法禁止这种腐化堕落的生活继续危害安奎利塔斯人，才能让古代精神在安奎利塔斯人心中复活，自己的国家才能不被别的国家所轻视。
这群人以富商马勒第兹和当时的议员斐波罗斯为自己的首领，他们成立了一个团体，起名叫火与剑。他们在闹市区买下了一个很大的房屋，在里面设立了自己的办事所，专门组织各种角斗、决斗、狩猎活动；他们还雇佣了一批作家，为自己的团体专门撰写各种论述古代精神和现今社会奢靡之风的文章；除此之外，他们还试图说服议会通过复兴古代精神和限制奢侈的法案。不过虽然他们劳劳碌碌、尽心尽力，他们最终发现想要在安奎利塔斯推行这种与时代潮流相背离的改革阻力非常巨大。因此他们转而寻找其他机会，希望能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从而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巧合的是，斐波罗斯的好友卡德摩斯作为当年的执政官，被委派率领一支军队前往讨伐玛弗罗领主格莱埃。卡德摩斯看到自己的军队军纪涣散、士气低落，就想到了自己的同伴斐波罗斯常常向自己灌输一套复兴古人精神的理论；与此同时，斐波罗斯也非常积极地主动找到了他，表示自己能够让这支安奎利塔斯军队重拾昔日坚强的意志与强大的战斗力。于是卡德摩斯雇佣斐波罗斯一行人作为自己的顾问，按照斐波罗斯的意见进行军事操练。一个月以后，当斐波罗斯看到士兵们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起来甚至动起手来后，觉得他们完美地再现了古代士兵的顽强精神，便自信满满地告诉卡德摩斯说，可以把他们带上战场了。虽然如此，卡德摩斯仍然心有余悸，不过当他按照惯例举行出征前的祭祀的时候，所有士兵都看到，一只秃鹫在祭坛之上盘旋，久久没有离开。由于不食农田、不毁果林，只是争抢腐肉的秃鹫在安奎利塔斯人心目中是一种神圣的鸟类，卡德摩斯和他的士兵们在看到这样一种罕见的吉兆后，大受鼓舞。随即，卡德摩斯马上带领着这些意图大肆劫掠一番，从而摆脱贫困的士兵前往玛弗罗进攻格莱埃。
然而这支被寄予很大希望的部队的战斗结果让安奎利塔斯人大失所望，这群好比强盗一般的士兵进入玛弗罗后，大肆劫掠那里的平民，蹂躏他们的土地。他们杀死驻守在村镇里的散兵，欺凌年轻的女子，这些比雇佣军还要恶劣的行径让他们招致了许多批评。最为关键的是，这群看似凶猛的士兵刚刚与敌人交战，就因为害怕或者某些其他原因掉头逃跑。因为没有秩序，他们几乎被格莱埃尽数歼灭，总计六千人被杀或俘虏，只有两千人跑了出来。
安奎利塔斯人一面批评卡德摩斯，一面把矛头指向斐波罗斯，他们挖苦斐波罗斯所谓的铁血精神，就是想着如何烧人家舍、夺人妻女，然后用自己的后背面对敌人。人们批评他搞错了一些事情，忘战必危与好战必亡没有冲突之处，而粗俗、残暴并不是铁血意志的体现，更不能制止社会邪恶之风的滋生。
人类就是这样奇怪的生物，无论于野蛮还是日后渐趋文明的时代，他们都不能完全懂得正义、勇气和仁慈的含义。他们不仅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它们，有时反而在盲目的寻找过程中一点点失掉仅有的人性。虽然得到上天偏爱的某些民族可以说比其他人更加富有正义感，然而罪孽之事从未因此而远离任何人，哪个年代都是如此，未来或许仍将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人类普遍以为我们的社会不仅在物质层面上，就连道德层面也是处于一个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情况。然而事实上，过往的年代里存在过不少的幸福时刻，只是它超出了我们想象力的结晶，所以难以为人认知罢了。举了例子来说，三千年前的人类就懂得舍己为人，并把它当做常态，现在的社会中却难得一见如此高尚的精神，我们还能就此以为人类的道德属于一种不断增长的状态吗？与这种乐观观念对立的是，古代普利斯提莫人，甚至于现在的许多普利斯提莫人也坚守着这个想法，那就是人类随着一代代生育繁衍，正处于全方位的倒退之下——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幸福的人还是不幸的人，他们都只是命运的牺牲品，充满着痛苦和绝望，那些试图“像打败女人一样打倒命运”的哲学家们并未给人类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他们的话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励志的格言而已。当然，我不会在此轻易给普利斯提莫人的绝对悲观理论下一个判断，我只是希望大家注意，任何我曾介绍过的时期都不缺乏阴恶卑劣的事例，区别只在于多少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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