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张建良和王仲豪、叶文津都在上海南京路沧州饭店开公司，名叫荣华公司。张建良是老板，来回奔波于上海、香港等地。叶文津是总经理，王仲豪是管钱的副经理。这个沧州饭店实际上是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是为党弄军火、物资、筹备资金的上海地下中的一支，也是潘汉年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地下队部。
话说高玉林一行五人，来到了上海青帮大字辈头目高士奎家的大门口，高玉林上前敲了门，看门老头老点头哈腰地说：“是二少爷回来啦？”
“俺大爷在家吗？”
“在，在在！”
“好，头前带路！”
“是是！”
这高士奎可不是一般青帮头目，他还是青帮大头目黄金荣的入帮的介绍人呐！
早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上海青帮特号头目张仁奎在南通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探督察长黄金荣为徒。黄金荣原先并非青帮却仗势擅自收徒，说他属于天字辈，比大字辈还多一划，引起了青帮人士的不满。
后来，在上海青帮大字辈高士奎、曹幼珊等人的竭力劝说下，黄金荣才下了决心向张仁奎投帖拜师。
高士奎一听说本家侄子高玉林到了，笑逐颜开地在大厅里大叫：“乖小子快进来，让大老我看看瘦了没有？啊，还带来几个客人呀！快快有请，快快请坐！管家，快上茶，备饭！”
“是！”管家笑着向玉林肚子上打一下，兴高采烈去安排了。
“大爷！”高玉林赶紧向高士奎跪下磕头说，“小侄我多日未能前来尽孝，求受不孝之侄玉林一个响头！”说着向上去就是一大响头。
“好孩子，自家人不用多礼！”高士奎赶紧把玉林扶了起来。向玉林身后傻傻站着的几人问：“这几位是？”
“回大爷，他们都是小侄的把子的大哥，是同小侄我前来拜见您老人家的。”
“高大爷好！”五人异口同声。
“好好！真是英雄出少年呀！怎么还站着？都坐下说话！真是一群小老虎，哈哈，好好！”
说话时，卢老板把一大包赣榆的土特产和海产品抱到高士奎的面前的地上，把赣榆的大干对虾、海蜇、大麻鲛、大虾仁、虾皮、虾酱等等一一呈上说：“这是我们几个孝敬你老的，请笑纳！”
“自家人不兴这个，下一次不兴这样子了！管家，快收下。我老高就爱赣榆虾酱这一口，快叫人先帮我烤上一碗。还是玉林这个乖小子，懂事！”
高玉林把邵酿泉推出说：“这是小侄的大哥小邵，见我们在家无事可干，就带兄弟几个来这里撞撞。这不先向大爷这看看，看看老人的。”
“有出息！你们打算干些什么事呐，你大爷一定叫手下全力支持。但不许你们进帮会，干点正经的生意！”
邵酿泉认真地说：“多谢大老爷的关心，我们一定听您的教诲，干点正大光明的的事！”
“哪你们的打算先干什么？”
董金梁看了一下汪滔说：“回大爷，我们只想把家乡赣榆的土特产弄来卖，然后，再从这里弄点洋货到苏北、鲁南去销售，两头倒。”
“好，有出息！不过，”高士奎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接过玉林递上的洋烟，点上火，吸上一口说：“要是只在这大上海干事，我们青帮会定可帮你们摆平一切，哪怕贩卖军火也不在话下。要是向外运的话，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现日本人看的可严了，加上上海事端的制造者芳子的再次重来上海，向外运输真成了一个大问题！”
汪滔一听有点着急地问：“大爷，您老就没办法别的方法吗？”
“这……”高士奎站起来在大厅里转了一大圈子说：“要不咱们吃过饭年后，找找咱们帮会的总老大张仁奎，他可是老蒋的大红人，是一个铁心的抗日者！”
“好！一切听从大爷的安排！”
张仁奎，号镜湖，山东滕县人，一八五九年生。早年贩私盐为生，加入青帮，为大字辈人物。青年时代在江苏靖江参加清军，后在徐宝山部供职。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后，张以通州总司令名义在南通通电宣告独立。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二军步兵二十四旅旅长。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起至一九二四年任江苏陆军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为北洋政府陆军上将、杰威将军。
二四年张仁奎因病退休，隐居在上海法租界，同时在山东原籍滕县盐店街投资建房一处，花木楼台俱全。他偶尔在春秋佳日离沪北上返老家小憩。北伐战争兴起后，张仁奎出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出谋划策，颇有赞助。据他的得意门徒韦作民私下透露，蒋介石曾在上海经人介绍拜张仁奎为师入帮。
后来，中国国货银行总理朱成章被绑票案发后，交通银行的钱新之为了利用张仁奎的声威震慑上海流氓，决定将张仁奎请进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范园内供养。
当时，不少商界人士、军政官员得悉张是青帮大字辈又是黄金荣的师父，为了寻求保护或为了在社会上谋求发展，纷纷前往范国拜师，其中有国民政府交通部高级官员韦作民和张竞立。张仁奎收韦、张二人人帮后特许他们在南京设立文社，以交通部官员和复兴社成员为主要发展对象，向政界扩张他的帮会势力。
三五年五月由张门弟子组成的仁社俱乐部经上海市社会局批准立案，在福煦路四百一十九号正式开张。张仁奎从他的三千八百多个徒弟中精心挑选了二百余人作为仁社成员，其中有杨虎、蒋鼎文、韩复榘、陈铭枢、黄琪翔、孙桐萱、范绍增、张镇、黄金荣、董显光、郑介民、韦作民、张竞立等。
据说，只有社会上层人物即文职是特任、简任、荐任以上者，武职是将校以上者才有资格加入仁社，故有“一时国内海外群英并集于夫子之门墙”之说。仁社每年的会员大会定于十月张仁奎的生日召开，该社的宗旨是团结张门弟子，以谋互利，至三七年初已发展会员近九百八十八人。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伐。三五年十一月日本派天津驻军司令多田骏飞抵济南，邀韩复榘参加冀察鲁“自治”的商谈，次年三月日本新任第十二师留守师团长土肥原赴济南活动，与韩复榘商议山东“自治”问题。
在土肥原的威胁利诱下，韩复榘为了利用日本势力实现独霸山东的野心，竟与土肥原签订秘密协定，要点是接受日本的“经济援助”，拒绝中央军进驻山东。韩复榘还宣称救国“务要镇静”，取缔反日宣传，下令解散“反日会”。
蒋介石获悉后对韩的何去何从十分焦虑不安，他认为韩复榘拥兵四师一旅，非中央所能绝对控制。如果处置不当，致使韩公开倒戈卖国，后果极为严重。为了尽早查明“韩土秘密协定”的虚实，戴笠赶紧派出张仁奎在南京的高徒董显光赴沪，纠约张仁奎的得意门生、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等人一道赶到范园，敬请请张仁奎到南京与蒋介石共商山东大事。
于是乎，张仁奎乘坐蒋介石特意派出的专列抵达南京后即晋见蒋介石，蒋见张时按青帮的规矩称张为“张老太爷”，要他以闲云野鹤之身，北上山东奉劝门徒韩复榘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统一为上，相机釜底抽薪，消除隐患，并慨然表示如果韩复榘能够回心转意，中央保证立即增拨协饷以示慰劳。
张仁奎受命北上济南向韩复榘指陈利害，以古哲先贤为例，劝导韩万不可贪图小利而成为民族罪人。韩复榘听尊师言之有理，频频点头称是。张仁奎在泉城逗留的短短一周内，还频繁会见包括地方军政要员在内的众多门徒，宣传抗日爱国的主张。在韩复榘几个具有帮会身份的师长的敦促下，韩最终打消了联日称雄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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