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林总总加起来，再加上各地地方府衙的层层盘录，什么淋尖踢斛、火耗、陋枧常例可不少，这样一算，一个普通百姓的人物可不少。
但大明有一些人是可以免除的，如王府和勋贵庄田却享有优免权。一旦成为他们的庄佃，即可在其荫蔽之下，免充国家差役。走头无路的农民，甚至中小地主，为了躲避“差役苦累”，便往往“将自己田产投进王府，以希影射”或者“将子弟投献”，充当奴仆。也有因田地争讼或买卖不平而投献者，“有等军民为因两家田土争竞不明，或先买与人，价银低少，俱各朦胧献与王府。其投献之人，畏惧照例充军，却仍典立典卖文契，以为掩饰，从而躲避朝廷的赋税徭役。
而一些大户富户从中获取好处，他们便想方设法吸引着百姓投献他们手中的土地，给予他们徭役上的保护，甚至不少大户还以低于西朝廷的税粮的标准，在这样的好处下，将土地转到大户，富户豪门名下的不计其数，使得不少百姓失去的他们乃以生存的土地。
寻常年月到也罢了，他们尚且靠在大户、富户家中做些长工，或者是帮种，还能面前养活一家人，可一到了灾荒年月，没了土地，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浙西大户，早已不是当初骗他们投献时的嘴脸，该给的税粮一分不得少不说，往还还从中加派不少粮食，如此一来，百姓投到名下的土地，比起朝廷收到的税收，并不少，其中的危害，自是不言而喻。
在这股风气之下，不少贵族以外的官绅也开始了动了这个心思，他们虽不如名门望族，不如贵族，朝廷贵族，可朝廷给他们的好处却不少，在地位上他们同样高居于庶民之上。加上他们走的是科举，是“官”、是“绅”，因此在户籍上称为“官籍”、“官户”、“官甲”，与无身份的庶民截然不同。明代律令严格规定，“富贵贫贱”之间绝不能“越礼犯分”；庶民不准擅自以官相称，“称者，受者各以罪罪之”。这些从科举行走出来的，进入大明官场的官家老爷们，凭着他们官家的身份，朝廷赋给他们手中的权利，不顾朝廷的利益，率先进行了破坏。
由于他们在地位上，享有优免权，只不过这个优待权依他们的官职而定，官越大，所收到优待愈多，大明官绅优免制度日趋完备。洪武年间规定，现任官员之家“悉免其徭役”；致仕官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生员除本身免役外，户内优免二丁。种种好处之下，让百姓越来越放心将土地投献这些官绅的名头下，如此一来，在苏州看谁家的官大，无须去看官服，只需看看谁家的天地多，便一目了然了，在这股风气之下，苏州的田地几乎被地主豪门，官绅、名门望族给瓜分了，百姓手中能有田的极少，
豪门显宦的土地却是越来越多，他们仗着朝廷给予的优待，不必纳税，或者是纳极少的税，使得朝廷征收的田赋、丁税越来越少，而一些地方由于豪门和投献豪门的百姓征不到税，地方官府为了完成税额，只好把数目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如此以来，百姓的税收越来越高，许多多年辛苦在土地上百姓，甚至连一口米饭都吃不上，反而是那些将土地投到地主豪门的门下，反而有一条活路，这样一来，这股投献之风愈来愈烈，百姓为了逃避朝廷重赋，干脆将名下所有的土地，投献到达官显贵门下，以求庇护。
苏州赋税重是一方面，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土地的兼并太过厉害，朝廷能征收的税收就少，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朝廷的赋税也逐渐破坏。诸王、公侯、军官和地主豪强竞相侵吞屯田，苏州差不多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处境悲惨。
而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大规模的徭役征发十分严重。使得苏州矛盾激化，若不是苏州自古是繁华之地，只怕早已发生了暴乱，这也是历朝历代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了。
早在建国之初，洪武帝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多次令民归耕，并以减轻赋税为鼓励措施。洪武元年，规定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洪武三年，令苏、松、杭、嘉、湖五郡无田百姓到临濠垦种，官给钱、粮、耕牛、种子，免徭役三年。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少地多者，不许多占，丁多地少者，验丁拨给荒田。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由于朱元璋本人的童年遭遇，对百姓极为优待，开国之初，便定下了农业税为三十税一，整个税收并不高，整个明初因朱元璋的强力推行，这项国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朝廷官官员不敢随意增加苛捐杂税，因此明初的国家的赋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准上，百姓的负担还不算太重，等永乐登基后，税收还是这个税收，但在其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捐税，这些税收并非针对百姓，但在种种特权之下，新增出来的负担全都被豪门地主转嫁到佃农身上，一些百姓实在无力承担太过繁重的赋税，便将土地买个豪门大户、官员门下，做了佃农，每年只需交比朝廷更低的税收，便可以过活，而一些贵族阶级，，为了更多的吸引百姓作佃农，在天灾**的时候，趁机降低税收，以达到利用佃户，耕种田地，收其租税，以供挥霍。这样导致的后果，这就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土地兼并的进程，佃农不堪重负而逃亡，自耕农为活命出卖土地，至使流民队伍不断扩大，大量的自耕农的消失，又直接导致小手工业者的破产。因为大多数手工业者生产的产品是面对普通农民的需要而生产的。由于土地兼并，90%以上的人口变成佃农，交了地租所剩无几，也就丧失了购买力，手工业者的产品也就失去了销售对象。当农民纷纷破产沦为佃农的时候，就会直接导致手工业者的作坊破产，或毫无所得，这样的后果碰上了寻常年月，倒还能勉强应付，一旦碰上碰上了天灾**的年月，对一个王朝往往就是致命的打击，这一点在明朝末年最为显著，土地集中已经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的兼并土地，大多数的农民相继失掉土地。在四川，一个普通的地主就占有几十家佃户。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1/10，为人佃作食力的占9/10。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侵占。
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士，占田少者50000——70000亩。最突出的是藩王占田。万历时，福王封藩河南，明神宗一次就赐给他田地200万亩，河南田地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天启时，明熹宗下令拨给桂王、惠王、瑞王三王和遂平公主、宁国公主二公主的庄田，少者70——80万亩，多者300万亩。各州县以致无田可拨，于是勒令各地人民分摊银租，叫做“无地之租”。这种局面，这种局面使得天下良田日益被少数人占有，大多数劳动人民就不能分享社会生产和发展的成果，从而就引起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从澄县王二点起农民起义的烈火以后，明朝的统治阶级就再也无法扑灭，一茬又一茬，直到李自成打进紫禁城，崇祯吊死在煤山上，明朝灭亡，才算是对这次土地兼并做出了总结，眼下的大明虽没有到达这种局面，但从宣德年初，江南风气越来越坏，随着江南的赋税增加，许多文官阶层多出身于江南地区商人与富裕地主阶层，导致官商勾结。具体政策表现在商业活动的税很低（三十税一，折合百分之三）甚至不收商税，地主凭借官员（举人，秀才）身份逃避田税，国家税收集中在自耕农身上，造成自耕农阶层迅速破产，沦为流民，土地则集中在商人和地主阶层手中，随着土地的高度集中，大批农民沦为佃户和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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