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军事对峙在表面上形成，但却并不意味着平衡，意味着相安无事。
对于拥有强大水师的明军来说，不必沿江处处布防，只要有战船游戈，再在几个要点驻扎重兵，便足以遏制清军渡江来攻的危险。
而清军则因为明军可以利用水师之利，灵活选择渡江攻袭的地点，而变得难以防守。再者，现在的明军与当年是大不相同的，从上到下，在胜利的鼓舞下，充满了进攻的**，可不会让清军安宁。
清廷也看出了自己的弱势，沿江平均分配兵力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采取重点防守。仿效对付沿海袭扰，清军在近江地带实施了迁界，形成一段真空的无人区，将兵力屯驻于几个要点。
第一重点地区便是荆襄，清军以南阳为前线，洛阳为后基，防备明军攻入河南；又在平利的白土关加强城防，扼湖陕边界要隘，与河南清军呼应，对荆襄地带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第二重点地区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以孝感为前线，以信阳为大本营，西防荆襄，南防武昌。
第三驻扎重兵的地区在合肥，这里是“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历为江淮地区行政军事首府。
第四重点地区在淮安，这里邻江近海，是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屯兵于此，一来可以阻遏以崇明岛为基的明军攻掠，二来也防备明军由运河北上。
长江已失，黄河便是清军依靠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清廷还不死心，屯兵于长江黄河之间，以求一逞。只是——
“龙失大海啊！”鳌拜坐在椅中，望着墙上的地图。叹息出声。
陆地争雄，骑射无敌。这本是八旗的优势，也是其赖以取天下的根本。但现在看来，没有得力的水师，整个战局便不免顾此失彼。
比如天津、塘沽，明军有强大的水师。严重威胁着有“河海要冲”和“畿辅门户”之称的要地。这里是必须驻兵严防死守的，至于山东、直隶沿海，也只能用迁界的方式予以凑合了。
所以，对峙是表面的，是暂时的。明军不断地开展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保持着士气，训练着新兵，熟悉着战阵。打破平衡，只是需要一个时机。一个合适的攻击点。
“兵部已调施琅入京，他熟悉水战，于操练水师亦有心得，或有解决之道。”遏必隆苦笑了一下，劝慰般地说道。
“汉人终不可信，亦不可大用。”鳌拜哼了一声，心说：什么解决之道，不外乎造战船、练水兵。这大把大把的银子从何而来？再者，耗时费力。恐怕也是缓不济急。
索尼病得愈重，四大辅臣剩下了三个，鳌拜稳稳地居于首位，位高权重，几乎把持了朝政，大小事情。多是一语而决。
“祖泽溥奏报：胶东地区人心浮躁，有流言称明军要登陆反攻，颇有些草莽之辈欲要作乱。”苏克萨哈沉声说道：“山东近直隶，不可不防啊！”
山东的骚动当然有明军大胜、光复神京所提供的心理鼓舞的原因，还有沿海迁界扩大所造成的混乱。当然也有于七等人的动作引起了清朝官府的注意。
至于山东的府县，以胶东的登莱等沿海地区最为不安。因为有传言说明军人数超过十万，兵锋直指山东，并打算以山东为跳板直扑北京——这种说法清廷并不太相信，因为北京方面普遍认为明军既然具有水师的优势，在山东登陆作战倒不如直取天津，那样更能威胁京师。
从山东到京师，明军舍舟师之长，与清廷在北方平原交战，显然并不合乎常理。
山东方面当然也知道“南舟北马”的道理，不过事关山东各级官员的乌纱帽和性命，他们依旧高度紧张。清廷则认为可能性不大，最多是明朝的细作和间谍在山东渗透，鼓动起一些乱民起事，以策应明军在其他重点地区的攻势。
“祖泽溥的督标便有一千人马，要是还对付不了几个山贼草寇，那他这个总督也就不用当了。”鳌拜哼了一声，不悦地说道：“要说人心浮躁，哪里没有，大惊小怪，被吓破了胆吧？”
漕运一断，粮米飞涨。虽然小冰河期正在转暖，但还远未恢复正常。北方与南方相比，农业种植的效果更是大大不如。战事正紧，征兵抓伕，又使从事农耕的人口不足，北方满清的财力、物力，越来越难以与明朝相抗衡。
吃不饱、穿不暖，连食盐也因为迁海也开始短缺。这样的环境下，如何能使人心安定？鳌拜自知其中究竟，但苏克萨哈一提，更是让他心烦。关键是他们想不出办法。明朝能从海外进口粮食，而且是很早便有的行动，他们现在就是有此意，也无法实现了。
不提明朝水师的强大，单说形势，也没有哪个国家敢靠清廷的边儿。连蒙古诸部都敢阴奉阳违，观望风色者多，出力襄助者少，就更不要说本来就瞧不起满清的朝鲜、倭国等国家了。
本来历史上荷兰因为台湾与郑家结怨，还与满清勾结过，想商贸，想打败郑家而重夺台湾。但现在，荷兰也向明朝示好，得以在广州建立了商馆，与明朝进行商贸往来。
内外交困，钱粮窘迫，用来形容现在的满清是很恰当的。但满清是异族统治者，也与一个赌徒一样，不到最后绝望，他们是不会放弃抢到手中的权力和享受的。至于百姓穷困饥饿到什么地步，那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维持，强撑，到几时算几时。满清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态，他们不甘心再回到苦寒的辽东，不甘心放弃中原大地，不甘心失去他们所有用暴力和杀戮得来的东西。
苏克萨哈张了张嘴，把话都咽了回去。现在的形势可谓是内忧外患，但鳌拜把持朝政。又素有嫌于他，什么事情一经他口，反倒会耽误，甚至是不办。
据密谍报告，朝鲜不稳，北伐派势力大张。又有扩军备战的计划：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人增加到两万人；禁军由六百名增加到一千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名，御营厅军增加两千名。虽然由于财政困难，要想实现这样的扩军目标，有很大的困难。但情形可畏，其心可惕。
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一直用崇祯年号。这些情况是瞒不住清廷的，但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除了顺治下诏斥责外，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如果说朝鲜是插在所谓“龙兴之地”背后的一把刀，那么蒙古诸部的态度变化。则更表明的形势的恶劣。
本来，清政府有以加官晋爵为条件的搜刮钱财的政策。也就是捐输越多。加官愈厚。这样可以使一些昏庸的蒙古王公、贵族层层搜刮人民，为其买官爵所用，既达到控制其经济的目的，又能增加财政收入。
但从去年明军在江南发动反攻后，这项政策对蒙古诸部已近于失效。形势有变的情况下，谁也不会为了一个暂时的空头衔。去耗费财物吧？
而清廷统一蒙古各部后，取消了各封建主和汗原有的诺颜等称号，参照满族官秩，分别给蒙古封建主及黄金家族的成员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爵位，还下设一、二、三、四等台吉。非黄金家族的封建主及贵族成员则封为一、二、三、四等塔布囊的品秩。按照不同等级授予不同等级的俸银、俸禄、随丁及各自等级标志的服饰。
蒙古诸部在捐输和助兵的事情上狡词延宕，但俸银、俸禄却还要得勤快，又给清廷背上了一个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而蒙古诸部态度转变更为明显的是开始违反清廷所制定的封禁制度。蒙古经济是以游牧为主，择水草而居。但清廷却从抑制蒙古经济的发展和掠夺蒙古经济等目的出发，制定了封禁制度，让蒙古人只能困居在所居旗境内，不得愈越。
禁令使蒙占人困居一隅，使各旗之间不能进行经济交流和相互联系，把蒙古人紧紧束缚在所居旗境内。这自然会招致不满，在满清强大时，蒙古诸部还不敢违抗，但此时却已经不太把满清看在眼里，或者说蒙古诸部对明清战争的胜负已经进行了重新的评估，不再把宝押在满清身上了。
这样的内外倾向是危险的，特别是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苏克萨哈曾提出过倾力一战的想法，但却被否决了；他也曾赞同过迁都，回到龙兴之地喘息的议论，更是被无情斥责。
在苏克萨哈看来，调集精锐，哪怕是京师禁旅，只要能取得一场大胜，那人心也会大大扭转；若是败了，那便劫财掠民退回辽东，与明朝打持久战。或者就直接退出中原，还能保存兵力，再借助于辽东的气候、地形，更有与明朝耗下去的资本。
不管怎样，他都认为比现在这种硬撑下去要好。空耗实力，却又无决战一场的意志；分兵驻防，又显得处处难守。时间一长，人心更乱，财政更紧，更没有了胜利的希望。
“嗯，皇商八大家的捐输——”鳌拜沉吟了一下，有些不悦地说道：“数目太少了，如何影响其他商人？”
发战争财历来都是很便捷，也是最快能积累起资本的好时机，山西人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夹杂在满洲人席卷天下的队伍中有非常之多的山西人，他们形成满洲铁骑的后勤部队，在这只后勤部队中形成了后来名闻天下的山西八大皇商（满清的八大蝗商）。
他们控制了绝大部分与满洲军队的贸易，也控制了绝大部分察哈尔也就是张家口的对蒙贸易。
其实，早在满洲人入关前，这八大皇商便常往返于关内关外。在明朝政治日趋**和社会动荡的关头，商人特有的灵敏嗅觉，使他们看到了满清的崛起和野心。于是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洲人输送军需物资，提供军事情报，搞起了政治买卖。
满清入关后，顺治没忘为己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给服饰（想必是马褂汉奸服）。宴上，顺治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其中，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人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特别是范永斗，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凭借皇家威势，广开财路，漫天作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但此一时，彼一时。清廷为解决财政困难。还是先盯上了这些“皇家走狗”，希望由他们进行带动。转而从北方的商人身上榨取财富，以便支撑这场在他们看来，还未失败的战争。
“倭国幕府在南京陷于贼后，便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由终止了贸易。”苏克萨哈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说道：“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损失很大，这个时候——”
“现在是有所损失。”鳌拜不为所动。冷笑着说道：“以前呢，对日铜贸易那可是暴利，他们赚了多少？”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其命运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也是范家过于贪婪，处处伸手，竟联络张家口的五个皇商。承包了对日铜贸易。当时的清廷在国内禁止采矿，进口铜业自然是暴利产业。
但在明军光复南京之后，倭国幕府的态度便开始明朗，断然中断了与满清皇商的铜贸易。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这让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进退失措。而朝廷的官员们则乘机催讨官铜，迫使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损失惨重。
苏克萨哈对鳌拜等人所做出的类似“杀鸡取卵”的政策是不赞同的，但他委婉的劝谏被鳌拜强硬地顶了回来，也只好心中悲叹，无可奈何。
其实，鳌拜等人能如此去做，一方面是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其根据和理由的。
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这样讲，那就是所有封建统治下的臣子是没有自己的财产的。你的不是你的，是朝廷的，是君主的；现在是你的，是因为朝廷和君主还不需要，暂时归于你名下而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遏必隆在旁帮腔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心里还不清楚？如果我大清战败了，他们有什么结果？还死守着那些钱财，一点用处都没有。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了，难道他们还不愿意吗？”
愿不愿意也得拿出来呀！捐输是官面上的话，如果不识抬举，那便要抄家抢掠了。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六艘；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一家，在张家口有地一百多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皇商八大家正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他们靠依附满人，见利忘义，在国家倒塌的废墟上，在同胞的尸山血海中，成为了家产百万级的富豪。可以说，他们赚的每一分银子上都沾染着同胞的鲜血，都附着了无辜的冤魂。
只可惜，“狐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的戏码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屡演不衰。“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
诚哉天道好还。投靠鞑虏、出卖同胞的卖国之辈，曾经风光无二的皇商这么快便被主子当作压榨的开刀对象，恐怕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正如朱永兴在邸报上发表的御笔文章所说：商业无国界，商人有国籍。如范奸永斗、王奸登库、靳奸良玉等，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于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杀同胞于血海，毁国家于旦夕，虽万世难消此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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