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李延良一行军事参谋人员抵达静海县（今天津静海区）后，遂与秦军运粮车队分别。
在县城稍事休整一晚后，次日租了两辆马车，奔天津府而去。
当日下午4时，几辆马车进抵天津城郊外，便被无数的饥民给堵在了路上。
约莫有三五万人，密密麻麻，蜂拥朝东边的码头奔去。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几无蔽体，很多人已是饿得虚弱至极，连走几步路都要气喘半天。老人、儿童和孕妇全部挤在一起，饱受疲惫和饥饿之苦。
“什么情况？”甘长胜见赶车的老汉回转过来，连忙问道。
“回齐国将爷的话。”那名车把式恭敬地应道：“都是城里跑出来的饥民，听到码头有大船抵达，便都一股脑地向那边跑去。”
“是你们大秦朝廷运来了粮食吗？”
“虽然朝鲜战事停了，但伪明的战船还时不时地四处游荡，朝廷的运粮船哪敢走海路过来，怕不是要被人家给擒获了！”那名车把式摇头说道：“应该是你们齐国的移民船，或者是南洋几个藩国的移民船。嘿，还别说，这些移民船来了，一般都会装些粮食过来，在码头支几口大锅，熬煮些粥米，再烙些大饼，只要有上船跟着出海的，每人都能给管饱。”
“哦，看见这些移民船过来了，你们秦国官府也不管？”甘长胜笑着问道。
“咋管嘞？”车把式牵着马，将马车朝路边移了移，免得阻了那些奔行的饥民道路，“以前没灾荒的时候，官府还能将那些移民船拒之海外，不让它们靠岸，以防他们掠我大秦百姓。可去年到现在这波灾情，官府手里没粮食，又能怎么办？总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百姓都饿死吧？依着我说呀，官府巴不得让这些集聚的数万灾民乘船出海，免得把人饿极了，生出些许事端！”
“瞧瞧你们大秦的朝廷，真是扯淡！闹个灾荒都这般应对迟缓，巴巴地看着治下百姓四处逃难。”甘长胜不无嘲讽地说道：“干脆都别当大秦子民了，跟着我齐国的移民船，去我齐国吃香的喝辣的！”
“嘿，那感情好！”那个车把式小心地四下看了看，随即转过头来，陪着笑说道：“要不是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心底里还有几分故土难离念头，说不定也趁着官府放松管制的时候，坐船到你们齐国发财去了！”
这些齐国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不过，谁让人家有钱呢？
哪像我大秦，虽然幅员万里，人口亿万，但还真没人家齐国富裕。
像他们这些“丘八”，据说一个月的饷银就是好几十块银元，别说秒杀我大秦新军官兵的薪俸，就是县里头的老爷都没他们高！
另外，你看他们吃的、喝的、用的，哪样不是“精致异常”。这灾荒年景，我大秦百姓数十上百万人衣食无着，可他们还天天寻摸着吃肉。饭后，还要喝茶，或者饮用那些味道怪怪的东西。
在我大秦百姓视为稀罕东西的蔗糖，人家就像吃盐一般，兜里随时都能掏出一把。
你说，都是同样的华夏族裔，齐国咋会变得那般富庶呢？
难道真的像人家说的那样，是我大秦朝廷太“扯淡”，不舍得给我们小老百姓花钱？
其实吧，若是与历朝历代相比的话，最舍得给老百姓花钱的朝代，还真的属我大秦朝廷！
虽然大秦取代前明，许多政治制度和治理手段也沿袭前朝，但大秦的底色却比明朝强出一头。就以朝廷的财政收入来看，“岁入五千万两”，都是远超历朝历代的。
根据各种详细资料显示，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仅为300万两白银，不过，这只是单从货币上来讲，因为明朝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是以纳粮的形式进行征收的。如果把这些粮食也兑换成货币来计算的话，明朝每年财政收入大概在2000万两左右，最高一年是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总收入达2295.3万两。
然而，哪怕是这最高一年的收入，跟大秦时期的年平均收入比起来，也相差甚远。
何也？
受齐国的多重影响，大秦繁盛的海外贸易，国内逐步兴起的工商业，再加上自身人口规模的增加--意味着“纳税人”的增多，都使得朝廷财政收入较前明时期，有大幅增长。
据大秦户部统计，乾元四十年（1722年），在政府财政收入中，50%-60%左右来自于工商业，仅政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的关税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15%以上。
非农产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内、国际贸易才是大秦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另外一点，大秦的税收来源也比明朝较多。秦国的税收不同于历朝历代，除了对田地、工商征收赋税外（明朝的商税征收就是一个笑话），还在关税、盐税、奢侈品进口税（主要是来自齐国的玻璃、钟表、象牙、珍珠、玉器、珍贵木材等）等方面上进行苛收。
粗略估算，大秦光人口就比前明万历时期的要多（万历时期人口约为1.2-1.3亿），人一多所食的盐就多，盐税也就多了。再加上其他名目上的税收，以及纳税人增加，导致税收大量增加。
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这个时期大秦的通货膨胀较明朝严重多。此时的国库收入虽然高，可是商品价格也高，大秦的米、布、日常用品等等价格一直在上涨，国库的钱虽多，可购买力并没有随之大幅增加，呈现出了稍稍“虚胖”的样子。
尤其秦齐之间巨大的贸易往来规模，使得大量的白银流入秦国，相当于是间接地输入了通货膨胀，这就造成白银的实际购买力在呈缓慢而坚定地下降。
朝廷有钱了，自然能做的事情就多了起来。
除了发展武备，开疆扩土，以消除北方和西北边患外，那就是埋头理政，夯实国内统治基础。驿道、铁路、码头、治河、修堤，兴建农田水利……，大秦每年都会为此投入数百上千万两白银，积极改善国内各项基础设施条件。
另外，对于灾荒年景的赈济和救助，朝廷也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般扯淡。
好歹都是大秦子民，更是关系到统治基础的稳定，作为一个皇帝，如何会在灾荒时期，不加任何赈济，而任其自生自灭？
不要忘了，包括齐国、北明，以及众多南洋汉人小国于旁窥视，无不挖空心思要“拐带掠取”我天朝子民。若是朝廷方面，在面对灾荒时毫无作为，岂不是为“外人”所趁？
更让大秦朝廷引以为忌的是，前明的崩溃，就是灾民四起，流民荼蘼天下，继而才有大秦太祖孙可望于野趁势奋起，从而以秦代明，建朔立基，成就大秦王朝。
早在孙可望还为秦王辅政时期，就参照了齐国的防灾救助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细致的“荒政”之制，即救灾制度。
大秦的荒政涵盖备侵、除孽、救荒、发赈、减粜、出贷、蠲赋、缓征、通商、劝输、兴工筑、集流亡等十二个方面。而且，朝廷也将救灾作为一项既定国策来对待，调动全国力量与之相抗，以期有所补救，防止灾民丛生基层糜烂。
可以说，大秦的救荒措施集历代之大成，算是最为全面完备的。
遇灾蠲免（豁免）钱粮，是大秦救荒的重要措施，即地方所征收赋税减少以至免除。不过，蠲免须征得皇帝御批，并在受蠲免之地张榜公布。如蠲旨未到而钱粮已征，可抵作下年赋税。
说白了就是根据灾情减免税收钱粮的措施，大秦建朔近五十年，各类因灾蠲免钱粮总计约二千三百多万两。若再加上所免灾欠，灾蠲总数约在两千六百万至两千七百万之间，可谓是历史最多。
朝廷除了蠲免钱粮，最直接的救助方式就是赈济，用钱粮救济灾民。将银、米直接发给灾民，以帮助他们维持生命，渡过难关。
这个时期，大秦在实施大规模的赈济灾民时，所给赈米、赈银及赈期长短，并没有统一规定，均视灾情轻重而定。但总得来说，“灾民凡大口，日给米5合；小口半之；如米不足，则银米兼济”。
地方遇水旱灾，不论成灾分数，不分极次贫民，先直接赈济一月，称为正赈，也称为急赈或普赈，再上报南京，待勘灾审户之后，再按灾情情况确定灾情等级和赈灾时间。
除直接发米发钱外，赈济还有煮粥赈济。灾荒时期，各地官府煮赈仍以设粥厂为主，为完善粥厂秩序，采取了男女分别排队，逐一领取等措施。近城之地设粥厂，僻远之乡则于二十里内设一米厂，煮粥。同时大秦朝廷每年从十月初一至次年三月二十日会在南北两京和各地方煮赈——好吧，很多地方已流于形式，煮赈之举也渐渐废弛——都是为那些流浪的灾民准备的。
分发的粥，浓度要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渗”为准。为方便灾民休息，还要专门用芦席搭起遮风避雨的地方。粥赈也非常人性化，对年老体弱或有残疾的人士开设特别通道，并为妇女搭起临时厕所等。
另外，工赈也是经常施行的赈济方式。仿齐国模式，在灾年由官府出资兴办工程，日给银米，以招募灾民。工赈所办工程，也大多与水利相关，具有积极的救济性质，且为将来的生产做准备。通常，大秦朝廷会考虑到百姓疾苦，尽量让工赈落到实处，比如规定，“向例每逢闲月，听贫民尽数到工执役；若农忙之时，即有紧要工程，大率三丁抽一，其余任其耕种”。
嗯，说白了，就是通过促进就业解决灾民温饱，不要搞出群体性大乱子。而兴建防灾、水利这种公益性工程，一方面促进灾民就业，解决灾民生活，一方面可以兴修公益性工程对以后的农业生产和防灾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大秦户部奏报赈济开销和办赈情形的奏折等资料，秦国平均每年赈济用银约三百万到三百五十万两，这一数额甚至都超过了北明的年度军费支出。从大秦立朔起，截止到现在，秦国救荒用银累计超过1.5亿两。
这可不是“某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我大秦朝廷在灾荒年间无所作为的模样！
简直就是爱民如子呀！
同时，为了应对日渐频繁的灾情，大秦朝廷还大力鼓励民间进行救灾。其主要是以纳捐和罚赎为主。
纳捐，就是捐粮救灾的人要么给国子监的名额，要么给九品到七品的散官官阶（有名无职），一般人也可以通过捐粮免役。
而罚赎更简单，就是将各地查抄的赃款和罚款作为救灾专项基金，待大灾之年再向受灾地区拨付。
还有各地官府出面鼓励大户出量赈济这种法子，再加上在民间设立诸多义仓、济农仓这些备荒仓储，以为灾荒所用。
那么，自去年开始，山东、河南、河北地大旱，灾民数以百万计，为何又爆发出这般无力赈济的模样？
盖因，大秦与北明、东丹、渤海三国爆发大战，数万军队分别进抵朝鲜和辽东，使得整个北方地区成为后勤补给地，数十万夫子将北方各省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上述两个战场，再加上支应漠北的驻防秦军，造成地方累年的积存几乎被消耗殆尽。
当旱灾大规模爆发后，面对北明优势的海上威胁，江南和湖广地区的粮秣根本无法依托海路快速地运送至灾区，只通过陆路和运河，缓缓输往北方。这不仅沿途损耗过大，而且极其耗费时间。再加上要满足东北战争的需要，更是让大秦的物资转运，不堪重负，承受极大的压力。
不过，有鉴于此，朝堂诸公突然深刻地体会到铁路的好处和重要性。
尼玛的，无论怎样，我大秦必须要修建一条沟通南北的铁路大动脉。
齐国驻秦军事参谋团在天津城有一个代表处，原天津左卫指挥所一栋三进的院子被齐国人给买了去，当做人员办公和居住的所在。
不过，驻守在该处的参谋团人员基本上都是一些海军军官，用于联络和协调经停该地的海军物资补给船和信息联络船（考虑到秦国的敏感性，专业战舰一般会停驻于耿罗岛），同时也为移民部在此转运移民提供协助。
到了傍晚时分，七八名陆军参谋乘坐两辆马车，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此处，顿时让一帮悠闲的海军官兵感到十分的不适。
粗蛮的陆军土鳖着实扰了我等的雅兴呀！
“哪位是陆军二等战术参谋、宣节校尉（少校）李延良？”一名海军宣节校尉（少校）军官一脸嫌弃地看着屋内几名陆军军官毫无形象地躺在床铺上，一边抽着卷烟，一边粗声大气地讨论着什么。
“我就是。”李延良瞅了一眼门口的那位傲娇的海军校尉，连屁股都没动一下。
“这里有一份本土发来的调令。”那名海军校尉皱了皱眉，一脸不虞，“这份调令放了好几是只要你途径天津，便立即交付于伱。”
“哦？”李延良有些奇怪，从床铺上坐了起来，起身走到门口，从那名海军校尉军官手中接过调令。
什么情况，居然通过海上快船将调令提前送至天津？
“兹调陆军二等战术参谋、宣节校尉李延良至琉球总督区横关（今日本下关市）警备处任警备副司令兼第五团第一营主官之职。待交接所据一切手续事务后，限于七月一日前赴任。……”
“哟，长官，你这是得了一个肥差呀！”甘长胜歪着脑袋快速扫过那份调令，脸上充满了嫉妒的表情。
这位长官真是好气运！
年岁只比自己大三岁，衔级却足足高了两阶。如今，不用跟着参谋团到朝鲜钻山沟，更无需与秦明两国军事人员无休止地扯皮，反而直接调至海外领地任职警备副司令，还是日本这种人口丰裕、生活舒适的好地方，那简直不要太幸福！
他奶奶的，这什么背景呀？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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