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帝国最后几十年的历史——这样的影响开始于1944至1945年间的冬天，此时大英帝国和霉国的战略决策者开始对红苏迅速在西亚地区欧建立强大军事力量的规模和目的感到惶恐不安。
在某些方面，冷战跟它的前身——“大棋局”，即英国和俄国在19世纪的中亚之争——十分相似，尽管后者听起来没有那么险恶。
说到底，从2战结束到‘冷战’正式爆发之前，红苏与大英帝国以及霉国‘西方自由主义联盟’之间是1场关于胆量、外交手段、军备竞赛、情报搜集与破坏的角逐，这两大阵营之间对彼此的心怀不轨的意图和能力表现出持续的担忧——谁都不敢掀桌子，生怕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然而红苏在某些方面比起大英帝国、霉国来说，确实是相对‘落后’了1些！
到了‘冷战’正式爆发，红苏为首红色阵营与霉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对抗局势更加险恶——持续的对峙，让两大阵营不断地宣扬其目标是要建立由红色主义或是自由主义1手遮天的世界——从1949年8月红苏进行第1次原子弹试验起，核战争的威胁从未间断！
冷战不是蓄意发起的，在早期也并没有人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持续多久，那些在华盛顿和伦敦负责远景规划的人也只是明白在2战结束之后，红苏会在东欧拥有1个庞大的无形帝国。由于害怕红苏利用在欧洲日益壮大的红/色/政/党为代理人进行扩张，1944年12月希臘内战爆发。在4个月后，时任大英帝国国防大陈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将已经逝世的红苏‘钢铁慈父’形容为“另1个拿破仑”，而霉国的战略家们已然洞悉了这1点，他们从1944年5月就感到大英帝国无法在离开霉国援助的情况下抵抗战后红苏对西欧的进犯。
大英帝国主要担心红苏对其本土世界的威胁，因此大英帝国的决策者们对1946前半年红苏对利比亚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觊觎感到不安，并严词拒绝撤离波斯国的北部。
在1946年2月联合国第1次大会上，红苏官方强烈抨击大英帝国在地中海、印/度、波斯和荷属东/印/度的政策，从而让时任大英帝国外交大臣的欧内斯特·贝文爵士坚信红苏将“谋求摧毁整个大英帝国”！
对于欧内斯特·贝文爵士的上述看法，霉国的大多数军事战略家也保持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今后可能会出现的持久全球对抗中，大英帝国将发挥巨大作用。
1944至1945年间的冬天，同样是已经逝世的霉国前任大统富蘭克林·羅斯福稍微转变了反对盟友法兰西重新占领印/度/支/那的态度印度支那——
这1片土地上涌现出了许多打着红色主义旗帜的反日活动，极有可能会影响到自由主义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平衡’，此时重新允许前任统治者、即法兰西重新占领这两个殖民地在正治上来说，无疑是明智之举！
然而，已经发生的历史证明了非殖民化时代依旧是要到来的，但这1进程最好交给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只因霉国相信这两位盟友会在将权力转交给傀儡之前把当地的‘红色分子’消灭殆尽——可惜的是，即使到了后来霉国亲自参战，也无法挽回某种名为‘自由颓败’！
冷战的第1次小规模冲突发生在1945-1946年冬春的西//贡，英印武装控制这1座城市，以确保盟友法兰西的1支军队能成功登6。东洋国的战俘早就重拾装备并积极投入到对当地的‘红色分子’的作战当中——这种用旧敌御故友的做法，曾经1度使得已经退役的霉国5星上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愤怒不已，只因当时的他还需要去领会整个世界正在兴起的关于忠诚和盟友的新格局——反应不算迟钝、可依旧是没有真正的地缘格局战略目光！
时任大英帝国执政黨的工/党/政/府并不欢迎冷战，尤其是因为它阻碍了本国的复苏，让本来就稀缺的资源不得不投入到军备竞赛中。在1945年的竞选之中，大英帝国的工/党以大胆的设想取胜，其竞选纲领《让我们面对未来》描绘了1幅有关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宏伟蓝图，旨在建立1个新的耶/路/撒/冷（圣城、理想国）！
此外，根据竞选纲领的内容来看，大英帝国的工/党主张国民福利和教育由富有的正府来负责；与此同时，经济复兴通过国有制、白厅管理和私人企业的融合来实现。
这1套执政理念，其实就是欧洲2战后‘引以为荣’的‘福利国家体制’，其背后的逻辑1直影响着大英帝国往后数十年的政策，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玛格丽特·撒切尔基于对自由市场价值的认识，启动了1场全新而至今仍未完成的革命。
在大英帝国进行1945年大选之际，本国问题竟然是居于次要地位——大英帝国的工/党的确表明它会给予印/度自治，但当乔治·奥威尔在议员竞选中提到这1问题时，他被礼貌地无视了！
大英帝国的西非学生常常听到工/党，尤其是党/内/左/翼/政/治家发出同情的声音，故而积极投入到竞选中，期望工/党的胜利能够使他们国家离独立之日更近1步。结果却令他们失望了，而且在几年之后他们便发现工/党和保/守/党的殖民地政策如出1辙！
这样的政策极其不公平，但却可以理解——至少站在大英帝国的角度来看，很公平！
既然已经决心要在本国内建立1个新的耶/路/撒/冷，因此工/党开始着手在各个海外殖民地建立1些小/耶/路/撒/冷——‘离岸平衡’，这是任何1届大英帝国官府的殖民地政策的宗旨——社会公正至少与最终的自治同等重要。担任过大英帝国驻芭基斯坦高级专员克里奇·琼斯曾说，“在肯尼亚，占统治地位的种族用廉价劳工支撑起它的文明，那种社会是不能容忍的”，尽管自1946年起他在殖民大臣任内也没能做出什么改变。
不过克里奇·琼斯的说辞确实是吓坏了留在非洲定居、工作的白人居民，以至于当1951年10月保*守*党赢得大选后，他们才如释重负！
1946至1951年，大英帝国保/守/党内阁决议投入4050万英镑改善殖民地状况；但在同1时期，财政部坚持将2.5亿英镑的殖民地出口贸易所得存于伦敦充当大英帝国的货币储备——各个海外殖民地依靠着宗主国（大英帝国）正府的微薄施舍勉强度日，而属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大量财富却闲置在伦敦，这1种情况简直令人抓狂！
大英帝国的财政部不妥协的态度部分来源于殖民部的愚笨——由国家出资，大量生产冈比亚鸡蛋和坦噶尼喀花生的宏伟计划由于准备不足和经营不善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在坦噶尼喀花费的4000万英镑使当地人得到11000英亩可耕种土地、3个畜牧场和1个烟草种植园；另1项大英帝国官方出资的事业——殖民地发开发局——同样是宣告失败，既没带给殖民任何好处，也是纳税人的巨大损失！
已经落选了工/党中的两股思潮导致了这些灾难：其1，武断地判定私人投资是对殖民地的剥削，而同政府签约的企业则不是；其2，有1种观点认为，精心地计划殖民地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能节省急需的美元——进口食品并不会使英国耗尽宝贵的美元储备，殖民地的商品出口反而会使其增多！
最终结果却是谁都没有获利，而且各个海外殖民地感到他们的经济仅仅只是大英帝国致富的工具。这或多或少是事实，但拥护者则辩称政府的殖民地企业会及时带领当地致富。
非洲的商业失败与1系列的大英帝国内外危机同时发生——1948年，红苏吞并捷克国、柏林封锁、英属马来亚地区的红色主义运动此起彼伏，冷战全面进入危险时期！
大英帝国及其帝国成员已经决定支持霉国，根据1947年3月提出的‘杜魯門主義’，也是到大英帝国兑现抵抗红苏的承诺的最佳时机了，以此来阻止其采取直接侵略或阴谋等任何形式实现进1步扩张……1年过后，来自霉国的马歇尔援助开始进入西欧地区，挽救西欧国家的经济以及那些在无助情况下很可能会落入‘红色主义’之手的‘自由人民’！
残酷的经济、军事现实使1945年战后的大英帝国与霉国成为合作伙伴。在1952年1月同前霉国大统领杜魯門会面之后，时任大英帝国外交大臣伊夫林·舒克伯勒明锐地觉察到大英帝国在霉国的‘霸权体系’里面，或许只是1位‘相对重要的助手’！
大英帝国已经习惯于成为舞台的焦点，饰演配角对于大英帝国的官员们来说并不容易，他们仍旧像决策者和强国的代言1样思考和扮演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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