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了早朝，杜睿却还不能回府，在太极殿上的早朝虽然隆重，可是严格说起来，不过就是走个形式，真正的要事，是要移到尚书台去料理的。
尚书台在经过杜睿改制之后，俨然已经成了大唐的权利中枢机构，这段时间事无巨细，杜睿都是在尚书台与诸部大臣商议处理的。
尚书台内，杜睿高坐其上，下边依次是尚书左仆射来济，尚书右仆射杜正伦，中书令阎立本，门下侍中岑长倩等三省执宰，以及吏部尚书李献宝，户部尚书高智周，礼部尚书李璟恒，兵部尚书刘仁轨，刑部尚书杜痒盛，工部尚书张言硕，总参谋部尚书王玄策等七部尚书，各人分案而坐。
有资格参加这种高级别会议的，整个大唐也就十来人，乍一看，宽大的尚书台里显得有点儿空荡。
但能坐在这里的人物，谁不是跺跺脚便能让长安城颤三颤？细细感觉之下，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那种强大的气场把尚书台充塞得拥堵不堪，那些侍候茶水、传递文牍、等待招呼的吏属一个个大气不敢出，走起路来摄手摄脚的，生怕打扰了这些大人物的思绪。
总体而言，现在的三省执宰、七部尚书的平均年龄不大，除了阎立本，刘仁轨，王玄策这三位贞观朝的老臣外，杜睿不过四十来岁，其余的诸如杜痒盛，李献宝等人都是刚刚年过而立，就政治方面而言，这样的年龄或许欠缺了几分稳重，但是在杜睿看来，处在这个年纪的人正是最佳年龄，他们更加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而且杜睿教导出来的弟子，又能得了杜睿青睐，哪个差得了，一个个都是足够成熟而又不失冲劲。
尚书台，如今也要变换一下称谓了，杜睿仿照明朝，建立起来的内阁，已经基本上取代了此前的行政中枢。
历史上内阁制度的诞生，也是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明太祖朱元璋削相权开始，到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内阁制度才正式建立起来。
朱棣虽有朱元璋一样独揽大权的野心和实力，但一次又一次的远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一一内阁就应运而生了。
内阁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宣德时期权力开始上升，虽有正统末年的反复，到成化、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正德荒嬉好战不亚于隋炀，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他的实际上已经接近于后世首相的地位。
明成祖朱棣可以说得上是华夏最后一个成功的**皇帝，在永乐以后，**者必误国，分权者必振兴。中晚明的历史可以看出，只要内阁中人才济济，皇帝再怎么懒惰都无所谓，而到了崇祯朝的时候，内阁权力被虚化，被剥夺，崇祯皇帝就是再怎么勤政，也是要亡国。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
后世的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在内阁制度诞生之前，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西方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后世西方国家首相的雏形。
在后世，说起内阁制度，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代议制下的内阁制度，西方的内阁制度与明朝的内阁制度看似相似，但这两者相同吗？答案是否定的，两者迥然不同。
首先，源泉不同。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明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废掉宰相一职，使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后逐渐形成的。而西方的内阁制度是在英国“光荣革命”以后，国王经常召集一些政府要员在一个小阁楼里开会而逐渐演变来的。
其次，土壤不同。中国自秦朝初步建立**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一制度基本为历朝历代所沿袭且不断得到加强与完善，人们的思想保守愚昧，封建**的思想根深蒂固，民主的意识非常淡薄，所以明朝的内阁制度是在**主义的土壤中产生的，其性质也只能是一种封建**强化的政治制度。而西方早在希腊罗马时期政治民主化就起步了，希腊城邦雅典，它的执政官是选出来的，公民大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至于罗马，从共和国时期一直到后来帝国的崩溃，元老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是西方议会制度的来源。奴隶制民主尚且如此发达，何况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国家，近代的民主政治思想文化更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因为有这种民主的土壤，西方的内阁制度也才具有浓重的民主色彩，在其形成以后更是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是民国初年把议会制、内阁制度从西方搬回来却不适合中国的原因了，因为在华夏大地上没有使其成功的土壤。
其次，身份和职责不同。明朝的内阁是皇帝旨意的执行人，是由皇帝任命的，所谓的阁员，内阁大学士不过是皇帝旨意的拟稿人而已，执行的是皇帝的命令。明代的内阁制度不是权力分化的结果，内阁成员既行使立法权、又拥有行政权，还行使司法权，而西方的内阁是由议会选举而形成的，执行的是议会的决议，代表议会、代表国家元首行使国家行政权，受到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制约，是三权分立的产物。
最后，植根之制度不同。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明代，中国在南方局部地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发展小农经济，所以这种新现的经济力量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可谓太渺小了。
另外，几千年的传统使得所谓的“资本家”即便通过资本运营赚到了钱也不可能有几个人有意识去扩大再生产，而是落入一个怪圈，经商、赚钱、买地、收租、当地主，从而成为可能的资本家又变成了地主，毕竟，商人再有钱也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同时，因为中国有先进的官员选拔考试制度一一科举制度，而使平民有参政的机会，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想：“通过革命实现自己的权利”，“去立法保障自己的权利”，还是怎么样。而一旦成为官员他们慢慢也就成为皇帝的忠实奴才了，而且入仕以后已经可以维护自己以及家族的既得利益，所以也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思考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使自己可以维护自己利益的问题了。
西方则不同，封建社会时期政权是被贵族阶层垄断，“资本家”即使再有钱也没有参政的资格和权利，只能在下议院发发牢骚，对国家起不到任何作用，也不能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资产阶级的尊严随意被贵族践踏、利益被随意损害，为了参政、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才会去思考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政体。
但是资产阶级胜利之初，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开工厂的、还有农场主、倾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世袭贵族，所以因为利益上的分歧也就有了争论，于是政党诞生了。
有了政党才使得现代内阁制度成为可能，当然近代的政党政治和唐代、明代的党争完全不一样，政治基础不同。
一个政党通过选举取得了组织政府的权力，不得不组织一些人来管理国家，根据职责分配国家的权力，通过对权力的控制和对国家的管理，“合法”地实现本阶级的利益了，西方的内阁制度在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的民主政治双重作用下应运而生！
相比于西方的内阁制度，在中国明代所形成的内阁制度未必就是落后的，至少以大唐目前的情况来看，借鉴明代的内阁制度，是更为适合的。
明代的内阁制度体系完整，模式固定。经过长期发展和不断完善，在明宣宗时期的政事处理形成了一整套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而最初时内阁地位较低，内阁的大学士从翰林院的侍读、侍讲学士、编修等人员中选用，后内阁地位不断提升，内阁大臣的选拔，一般从六部尚书或吏部侍郎等重要职位上选拔，到明世宗嘉靖年间，阁权进一步膨胀，阁臣不仅兼任六部尚书，而且兼署都察院，从而直接控制了部、院，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内阁中枢体制。
当然杜睿也不会完全照搬照抄，至少历史已经证明了，明朝的内阁制度并非完美，明朝的内阁制度最大的弊端，首先就是内阁中阁臣数量不定，一般有首辅、次辅和几名其他内阁大臣，而首辅与其他阁臣往往没有明确的权力职责划分，权力、地位差距非常之大，以至于各阁臣往往为夺取、维持首辅地位而相互倾轧斗争，内阁争斗频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局的不稳。例如严嵩与夏言、夏言与徐阶、徐阶与高拱、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为首辅宝座进行了激烈的争权夺利。
其次内阁的演变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明朝的内阁制实际上就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极至发展与个人生理精力相对有限矛盾的调和，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不堪承受这样集权理政的忙碌，而设计中央政事处理制度。尽管明朝中后期大多数皇帝昏庸无道，但始终牢牢把持着国家的最高权柄，内阁不仅要受到皇帝亲信的司礼监太监的牵制，更始终屈服于皇权的重压之下。内阁和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阁臣的信任程度和对其票拟的采纳程度。张居正之后，内阁渐渐失去皇帝的信任，内阁权力大减。
杜睿当然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设立的内阁之中，首辅与内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是被明确规定下来的，首辅享有最大的权利，但同时要接受内阁成员的监督，而内阁成员之间的权利划分也是相当明确的。
同时内阁成员的诞生，虽然来源于皇帝的直接认命，但是人员构成却同样有着严格的规定，必须是来自于三省六部的长官，而三省六部的长官轮替，则掌控在内阁的手中，这样一来就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不至于使内阁沦为皇帝手中的玩物。
杜睿设立内阁，首先为的就是限制皇权，皇权不断的被放大，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将整个国家都拖入崩溃。
在限制皇权的同时，还要限制相权，也就是杜睿自己手中的权利，当然受限制的不会是他，眼下杜睿要改革，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利，他制定规则，所要限制的是他的后来者。
杜睿没有永远的生命，他必须为以后考虑，杜睿可不想在他所制定的制度下出现一个没有人可以约束的独.裁者。
杜睿历经三朝，年岁不大，但是论资历，却是众人当中最强的，特别是杜睿主持贞观变法，再加上这些年来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即便是这些年不在朝中，他的威望也是无人能比的，看他那淡定的神情，从容的样子，还身上强大的气场，无不宣示着他才是掌握着这里最强声音的人。
众人都等着杜睿率先发言，杜睿身为内阁首辅，内阁的每次会议都要由他来开场，这也是一种权利。
杜睿首先拿出一叠曲线图表，让吏属分发给在坐的重臣，这样的图表谁都没见过，都不禁有些疑惑，更觉得新奇，上面虽然也有些标注，但是没有杜睿的解说，究竟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也不大清楚。
杜睿开口，先说了些场面话：“诸位同僚，洪武开年，圣上年幼，尚且不能主政，本官受先帝托孤之重，又受圣上信重，托付国事，诸位也同本官一样，深受皇恩，当同心协力，辅佐圣上！”
众臣工闻言，纷纷应诺，他们这些人中，大半都是杜睿的弟子，余下的也多是杜睿提拔起来的，除了礼部尚书李璟恒这个皇室中人外，都以杜睿马首是瞻。
杜睿接着又道：“新年伊始，我大唐重中之重，还是经济发展，诸位请看，本官细细分析了一番近年来我朝税负的细情，这图表下面横向的代表年份，左边纵向的代表商税的多少，而根据每年商税多少连起来的这线曲线，就代表着大唐开国以来的经济波动情况。”
杜睿绘制的这张曲线图非常简单，经过杜睿的解说之后，众臣也都看明白了。
他们虽然觉得简便，但是杜睿要将这些数据统计出来，并且还有绘制成图，这其中要求多大的工作量，也只有杜睿自己知道了。
“还有这两份图表，一份是我朝各年份军队数量的增减情况，还有一份是我朝历年的灾害大致情况。”
一众大臣仔细的看着这三份图表，许久没说话，神情若有所思。
李璟恒率先问道：“首辅大人让我等看这几份图表，究竟想说明些什么？”
杜睿点点头答道：“劳长沙郡王动问，从这三份图表中，想必各位已经看出，我大唐的经济，与军事、灾害有着密切的关联。”
户部尚书高智周微微颔首道：“恩师说得不错，但凡灾荒之年，对经济民生影响巨大。”
杜睿吩咐人将三幅图都挂在墙上，接着道：“诸位请细看，我朝军队数量及战争的那份曲线图，可是与经济波动的曲线图颇为相似？以前我们通常认为，军队和战争都是国家经济的拖累，但从这几份图表看来却不尽然如此，大唐的军队数量，从高祖武德年间开始不断增长，到高宗永徽年间与大食开战时达到顶峰，各位再细看，我朝的经济并没有随着军队数量、战争数量的增长被拖垮，相反，商税岁入是随着军队及战争的数量增长而增长的，两者之间就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而近些年，虽然没有战争，但是因为先帝增强武备，经济同样是在发展，特别是前段时间扩充禁军，经济发展更是攀上了一个高峰！商税达到了上半年的总和！”
商税收入代表着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这是不用怀疑的，自打杜睿在贞观年间变法之后，商税就已经成了大唐的税赋的重中之重了，杜睿这番话有图表为证，谁也反驳不了。
杜睿接着又道：“军队数量的增加，以及战争期间，我朝经济反而会变得更繁荣。这一点从图表上已经清晰地反映出来。本官细细想来，略有所得，说出来若有不当之处，再请各位指证，首先，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与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市场商品的交易量，以及流通速度的快慢。我朝军队主要是以实物供给，军队数量增加之后，实物需要随之增加，朝廷每年为此支出的平均数为一万万贯，而这笔支出大部用于采购军须用品。这实际上就给市场创造了庞大的商品需求，无数的物资向军队汇集，而这个汇集的过程，也就是交易的过程，无数的商人和百姓从中获利，进而推动的大唐商品经济的繁荣。而我朝大部分百姓靠农耕为生，平日里大都是自给自足，只有少量的生活必须品，如盐、茶、农具等，才需要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农耕百姓虽多，但对市场的商品交易的活跃程度起不到关键作用。因此军须品的采购，对大唐经济的促进作用就突显了出来，直接影响到我朝的经济繁荣程度，简单来说就是，朝廷花钱采办军需，商人获利，而随着交易量的增加，他们所要上缴的商税就越大，当然大部分的钱还是被商家赚取了，但是他们赚了钱，却用这笔钱来扩大商业规模，同样给朝廷带来了更多的税收。以前，大家总是以为国库中藏的钱越多，国家就越富强，从直观的角度来说，国家不富强，国库就不可能盈余这么多钱，这一点没错。但是，国家有钱了，是不是尽量存在国库里不花才是对的呢？很显然，这是不对的。从本官统计的这几份图表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花的钱越多，经济也越繁荣，而经济的繁荣，又进一步带给国家更多的财税收入，只要处理得当，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因此，今天本官要跟各位讨论的，就是怎么花钱，如何在保证朝廷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把国库的钱以最恰当的方式花出去，以便能最大限度的促进大唐经济民生的发展。”
杜睿这么一大通话，让在坐的一众大臣们顿时觉得有些浑浑噩噩，人人感觉脑子似乎不够用了。
自古以来，每朝每代都千方百计想着如何开源节流，以使国库里能多存些钱，为了达到开源节流的目的，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倡导节俭，就拿太宗皇帝来说，一身龙袍能穿几年，一些边角处都能看见补丁，还有每餐的膳食也是简单的让人瞠目结舌，甚至在贞观初年的时候，只有月初，月中才能见到一点儿荤腥，为的就是开源节流，可是那样当真富强了吗？
富强没有，大臣们并没有只管的感受，他们只觉得开源节流是正确的，可是现在，杜睿却是对他们说，要怎么花钱，这未免让人觉得十分荒谬。
可杜睿所提供的这几份图表上的数据表明，确实是朝廷支出越大的年份，经济越繁荣，太宗贞观年间，因为杜睿的环球航行，以及累次的对外战阵，掠夺，让国库里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可是贞观朝的大唐经济却没有好转，百姓虽然生活安乐，但那是因为大唐的经济模式还处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制度下，百姓们的生活好了，但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却并没有得到飞跃式的提升。
而到了永徽朝，虽然杜睿被罢黜，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施政方向，却被李承乾完美的继承了下来，那就是极力刺激大唐的经济发展，以国家带动民间，一同消费，直接刺激了民间的商品经济发展，并且有了取代农耕经济模式的趋势。
可是在座的这些大臣们，虽然也接受了贞观变法以来的时代脉冲，可是让他们从几千年以来的小农经济思想一下子转变过来，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拿今天杜睿所提出来的，该怎么把钱花出去来说，别以为花钱就很容易，怎么花？花在什么地方？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这可是个大学问。
就连杜睿教导了几十年的弟子们，一下子也不知从何说起，脑海中太多东西需要消化，杜睿也不着急，他知道这个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他们虽然知道该怎么去做，但是让他们将这些东西都系统化出来，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就要把花钱与经济发展的脉络理清，否则什么也说不上。
杜睿静静的等着，他的数据及刚才的话，已经阐述得很清楚，在坐的没一个是笨人，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任务，杜睿相信他们能分得清对与错。
等他们思索了一会儿，杜睿才接着说道：“钱之所有具有价值，就体现在流通上，把钱存在国库里，它不能当吃不能当穿，什么也不是，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财富的象征罢了。只有把它花出去，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来。朝廷花钱从农户手上购粮，农户多余的粮食才能消化掉，有了钱才能用来买牛，买耕具，发展生产，从而产出更多的粮食。朝廷花钱向商户购买丝绢织物，商户赚到了钱才能扩大作坊，多雇人手，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才有地方栖身，商户才能生产出更多商品，便市场面供给更加丰富，也能给国家提供更多的税收。大唐的物资充足了，可以更多的运往各国销售，从而为大唐带回更多的财富，总之一句话，这钱必须流动起来，才能促进民生发展，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因此，如何花好国库中的钱，就尤为重要了。”
杜睿说完，众人依旧沉默不语，还在细细思索着他的每一句话。不得不说杜睿的话，就好像一盏明灯一样，顺将就将他们还有些混乱的大脑照亮了。
杜睿所说的，他们自然都知道，事实上这些年来大唐一直都是这样运作的，刺激经济，增加税收，加强海外贸易，增加大唐境内流通的硬通货。
可是他们只是机械的去做，却从来没想过要怎么做，怎么做才能做得最好，带来最大的好处，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须臾之后，才听高智周问道：“恩师是否已经有了腹案！？”
高智周原本就出身商户之家，自小就帮着家人做账，最经济方面最是热心，方投到杜睿门下的时候，杜睿只是考较了一番，便惊喜道：“此子可比汉时桑弘羊！”
杜睿在官场洗牌之后，便将原本只是户部郎中的高智周一下子提到了户部尚书的位子，可见杜睿对他的信重。
杜睿道：“本官确实有些设想，这便道来供各位参考。首先，要想国库的钱花得有效益、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就必须制定财政预算。”
财政预算！？
杜睿说出这个词来，众大臣都是一愣，这个词要是拆开，他们都明白，财政乃是一国之重，预算，虽然不甚明了，却也能猜到个大概，可是这财政预算究竟是什么，他们就不甚了了了。
杜睿接着道：“所谓的政财预算，就是朝廷各部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制定出下一年的支出数额，交由内阁集体审议，一但通过内阁审议，那么各部门明年的财政支出数额就确定下来。户部将按照审定的数额，向各部门拨款。哪个部门超支，那便是你这个部门的事。比方说兵部，你一年下来，打算制造多少兵甲、又有多少矛戈需要维护，全国禁军，八大军区所需饷银多少，加上本部门官员的俸禄，共需要多少开支，都要一一预算出来，上报给内阁审核，户部按审核结果拨款，绝不多拨。若有特殊情况，才可从新提出申请，交到内阁审核，通过后才可以加拨款项。工部也一样，你一年下来要建设多少设施，宫禁需不需要修葺，边城是否需要加固，清理河道需要多少银钱，都需要提前制定出详细的支出预算，上报内阁审核。同样只有发生特殊情况，比如洪水，地震等灾害，才可以申请追加财政预算。有了分这份财政预算，各部门主官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创新想法，各年支出是多少，钱用到了什么地方，有没有效益，都将最大程度的反映出来。内阁可根据本年度的岁入情况，量入而出，哪个部门的开支应该削减、哪个部门需要追加经费，心里也有个预案。除了预留一定数额的款项应对突发事件外，其他的便可以投入到国计民生上去，以促进大唐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个才是真正的节流，否则没想详细的制度，没有详细的规划，只知道花钱办事，不知道有多少钱被白白的浪费掉了，于国来说，这就是犯罪！”
“恩师此策大善。”
高智周第一个就表示赞同，他是户部尚书，若真有了这样一份政财预算，他的工作可就轻松多了，不用每天应对那些到户部来伸手要钱的官员。想要钱，先提出申请，交给内阁审核，通过了再来伸手。
要是还想以前那样来打人情官司，那就对不起了，只能说明你这个主官做得不称职，那可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而且有了杜睿撑腰，他也就不怕那些师兄弟来他的门口打秋风了。
一时间，高智周只觉得自己这个户部尚书的前途一片光明。
高智周是乐了，可是余下的大臣则是一脸的苦色，要是按照杜睿所说的那样操作的话，无疑会极大的增加他们的工作量，这件事还不能马虎，要是要少了，到时候钱不够用，要是要多了，估计内阁也不会通过，可是杜睿的这个提议分明就是一件大好事，他们又无法反对。
杜睿所提出的财政预算，实际就是绩效预算，其核心是主张朝廷的预算，必须与朝廷的中长期战略计划相结合。
强调以官府职能的整体目标为导向，用绩效作为约束手段，以绩效责任换管理自由。
在强调内阁这个最高机构对支出总额进行控制的同时，将自由使用预算资金的权力赋予各个下属部门。
比如七部，朝廷按预算将钱拔给了你，那怎么用这笔钱，就是你自己的事了，朝廷只看绩效，你的部门拿了这笔钱，到底做了什么，所做的工作和所花出去的钱，产生的效果如何？是值是亏？这将直接反映出一个部门官员的能力。
这种绩效预算制度的特点，是按计划决定预算，按预算计算成本，按成本分析效益，然后根据效益来衡量官员的工作业绩，这样一来，对于监督和控制预算支出，促进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提高支出效益、防止浪费、最大程度的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将有极为积极的作用。
这个财政预算方案一经杜睿提出，作为时代精英的一众朝臣只是稍一思索，立即就明白它好处所在。
以前各部门官员绩效考核的方式都比较模糊，如何评定一个官员有能力，很难有直观的对比，以至于官员的升迁经常不是看能力，而是看资历。
许多官员便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里。尸位素餐、得过且过，反正混够了资历便能升迁。
历朝历代以来都有对官员能力考评的工作，就比如后世有部辫子戏《宰相刘罗锅》里面曾出现过的京查大计，就是对官员能力考评的一项工作。
只不过历朝历代对这种工作都没有过一个详细的规章制度，进行的时间，次数，以什么为依据，也十分不健全，到头来只能看那些文案，或者走人情帐。
现在若是按照杜睿的意见，实行财政绩效预算的话，无形中对官员能力的考评也有了一个更为严格的标准，本身在一个部门提出预算时，预算由哪部分组成，有没有什么新想法、新项目，都一目了然，若是申请的预算只包含了本部门官员的俸禄，那就表示这个官员啥事也没打算干，就是混日子。
若是申请的预算包含有新项目的支出方案，那么这个项目完成得如何？效益如何？年底立即就反映出来，而工作的绩效等于官员的能力，朝廷可以依此给予奖罚。
而且一旦超支了的话，也会有严格的审计措施，钱花出去了，花到了什么地方，说得清楚没事儿，要是说不清楚，那么很显然就是被人挪用了。
所以说要是施行杜睿的这种财政预算措施的话，无疑还能**贪污犯罪，净化官场，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既然这种财政预算的好处不言而喻，三省的执宰很快就点头表示赞同，然而七部尚书除了高智周外，其它人都默不作声。
原因很简单，财政预算直接针对的就是他们，一但实行，他们的能力将直接反映出来，一时间各人心里都有些没底，让他们如何点头赞同？
但这种预算的好处明摆着，一时之间他们又提不出反对的意见来。
直接反对，就等于说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没信心。自己都没信心，让别人怎么有信心？那还在这个位置上呆得下去吗？赶紧回家抱孩子去吧！
因此，他们只能沉默着思索这种新政策对自己的利与弊。利还是不少的，毕竟预算一但通过政事堂审核，那这一大笔款项怎么使用就由自己说了算。可以说，他们手上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这对这个时代的官员来说无疑才是重中之重，至于其中对他们的坏处，也就可以忽略了，到时候个凭本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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