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明贤王
第三百七十一章 历史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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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大位之争,各方势力不惜施以明枪暗箭,但这些黑暗的宫廷政斗会被牢牢锁在深宫大殿之中,不传于世。能在史籍上大书特书,且遍告世人的,自然是那些貌似“高大上”的正面消息。

九卿终于就谁继大统一事达成了共识,他们率文武百官合辞请于皇太后:

“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

皇太后批答:“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

百官奉皇太后旨,跑到郕王那里劝进,郕王照例要辞让再三,直到于谦等人力请之后,郕王才点了头。

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郕王正式即位,是为景泰皇帝,定于明年改国号为“景泰”。

因情势危急,登极仪典一切从简,免各地官员赴京朝贺。景泰帝诏谕百姓,大赦天下。

“朕以皇考宣宗章皇帝仲子奉藩京师,比因虏寇犯边,大兄皇帝恐祸连宗社,不得已亲征,敕眇躬率百官居守,不幸车驾误陷虏廷,我圣母皇太后务慰臣民,已立皇庶长子见深为皇太子,命眇躬辅,代总国政。皇亲、公侯伯暨在廷文武群臣、军民耆老、四夷朝使,复以天位久虚,神器无主,人心惶惶,莫之底定,合辞上请早定大计,皇太后以太子幼冲,未遽能理万机,移命眇躬君临天下······”

“眇躬”是皇帝谦虚的自称。景泰帝自然不会只顾着谦虚,他要替自己的登极找足合法性理由,除百官劝进、皇太后移命这些理由之外,后文中还提及他是受命于正统皇帝,这属于不得不说的“谎言”,否则,若不经正统皇帝“授意”,景泰帝就直接登极,那将会把正统皇帝置于何地?

朝中百官常说“社稷为重”,隐去了“君为轻”这句话,实属迫不得已而为之。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是有时代背景的,那个“君”字是指诸侯国国君,并不是指天子。在孔子、孟子二人的心目中,当时的周天子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从《春秋》一书中可以看出,孔子极力维护着周天子的神圣形象。而孟子虽敢于直斥夏桀、商纣,但对周天子却是讳莫如深。

大明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与分封制时代不同,天子即国君,国君即天子,此时再提“君为轻”,还真不能从经典上找出不容置疑的依据来。

如此一来,朝中君臣不得不编出一个理由,说景泰帝的即位得到了正统皇帝的授权,这一谎言必将经受时间的检验,也给日后的政争埋下了隐患。

当然,景泰帝还来不及想那么多,他要首先亮明自己的施政理念,故而颁布的这道诏敕明显不同于以往各帝,篇幅极长,却鲜见漂亮的官话,相反,它极富人性化。后文总的意思是要文武百官爱护士兵、善抚百姓,举贤任能,不得滥举。对六十岁以上的在京各色人匠、阴阳、医士、厨役,不堪供役者一律放免;全国七十岁以上无男丁侍养者,由各级官府供养;八十岁以上者,给与绢二匹、锦二斤、酒一斗、肉十斤,当地官员须定时上门慰问。

这一诏敕表明景泰帝痛定思痛,决意将“民惟邦本”的理念付诸行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然而,景泰帝的权力基础十分脆弱,只有守住北京,他才能坐稳帝位,若能进而使得大明中兴,则会文治武功,青史留名。反之,若京城不保,被迫南渡,他的下场恐怕会狼狈不堪。

说到底,景泰帝是临危受命,接手的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了的摊子,没有与社稷共存亡的志向,他是绝对不敢接盘的。从这层意义上讲,当初的再三辞让透露出了他内心的焦虑感,并非全是作秀。

恰在这个时候,朝中源自土木堡兵败的义愤与激情渐渐散去,各类杂音相继传来。不少老臣向景泰帝施压,逼他与瓦剌人媾和,还有人出言尖锐,逼他设法迎回上皇的圣驾。

他在用人上也受到了某些人的抵制。内阁首辅曹鼐捐躯,马愉早已病故,陈循推荐商辂、彭时入阁,充实阁僚,但身为正统十二年新科状元、接受过正统皇帝礼待的彭时公然抗旨,不愿入阁。

而北境一片乱象,到处都是腥风血雨,边军只能躲在城堡内闭城自保,无数边民正遭受着瓦剌铁骑的蹂躏,景泰帝为此忧心如焚。仅在山西一地,大量边民逃入山中避难,但鞑贼四处搜山,杀害边民数十万,抢走牛羊骡马数十万头。

面对残酷的现实,景泰帝须做出历史性的抉择,为此,他传来于谦与朱祁铭,就内乱与外患孰轻孰重、孰急孰缓给出最后的决断。

在朱祁铭看来,有于谦在场,自己只须做个听众即可。

果然,于谦不负所望,对时局做出了清晰的判断:“启禀陛下,如今府库空虚,平定内乱与抵御外侮难以兼顾。也先狼子野心,欲壑难填,大明万不可对他心存幻想。而江南叛民其行当诛,其情堪悯,当初朝廷定下剿抚并举、以抚为主的策略,但有司不得其法,一味用强,致使内乱愈演愈烈,望陛下明鉴,而今安抚叛民还来得及。”

“朕正有此意!”景泰帝兴奋地站了起来,“传朕敕谕:‘朕体上天好生之心,一视同仁,无间遐迩。乃者福建、浙江、湖广、广东、贵州等处顽民反叛,劫掠乡村,为盗不已,究其所由,皆因有司不能抚治所致。朕即位之初,已尝大赦天下,尚虑谋反大逆赦所不原者,无由自新,官兵累岁诛杀,非朕体天好生之意,兹特颁恩,自诏书到日,凡常赦所不原者,不分首从,咸赦除之,悉令复业······”

本来,叛逆罪不在新君登极时的“大赦”之列,但景泰帝仁心大发,破例施恩,不分首从,只要叛民愿意接受安抚,一律既往不咎。

这道恩旨对时局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清晰地表明了景泰帝的治国理念,那便是“对内怀柔,对外用强”!

事后证明,对叛民破例施恩,效果极佳,不出俩月,浙闽一带的内乱便日渐式微,远征的京军得以脱身回京,大明得以集中力量对付瓦剌这只喂不饱的野心狼。

当然,这是后话。此时的朱祁铭心中有分释然,告退后,就想如约赴东安门外见那些勋戚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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