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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中，后苑，瑶津池。
宋朝皇宫的后苑，因为引金水河之水注入，池沼众多，这些池沼也互相联接，形成一个不小的湖泊，占据了后苑相当的面积，甚至可以在其中泛龙舟游玩。其中的瑶津池，乃是熙宁年间由宋用臣主持凿成，水面遍种莲花，乃是大行皇帝赵顼生前最喜爱的地方。
此时无论是赵顼，还是宋用臣，都已经不在人世，而瑶津池的莲叶，在这个季节里，依然还显得破败凋零。站在瑶津池边，无论是向太后还是朱太妃、王贤妃，都不免平添伤感。三人站在高太后的身旁，看着清河与柔嘉将一尾尾金色的鲤鱼放生到瑶津池中，皆忍不住轻声啜泣。便是高太后，虽然看起来镇定，但亦双目通红。她一直强忍着悲痛，如今，她已经是这个宫中的主心骨。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人，不仅要令下面的人尊敬你、爱戴你，亦得令人们畏惧你……尤其是在这宫里，若高太后不能令后宫畏惧，别的不说，单单请托干说的人，便会没完没了。后宫、宗室和外戚们，都是最会得寸进尺的。
更何况是在如今这个特别的时候。
高太后并非是那种不读书的妇人，从小受着严格的宫廷教育，对于各朝的历史，她亦皆略有所知。便以治国而言，高太后便相信，汉初的文景之治，乃是秦汉以降，最为理想的时代。她也知道，在汉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之后，之所以有昭宣中兴，亦是全由休养生息……因此，高太后的想法是明确的，从维护权力的角度，她需要一段稳定的时间，来慢慢树立或巩固自己的威信；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她相信如今的大宋，需要的正是无为而治下的休养生息。
这亦是她对司马光与石越的期待。与她的儿子赵顼不同，高太后打心里上，是站在司马光一边的。对于石越，高太后的想法却要复杂得多。熙宁年间大宋朝没有走上王安石的“歪路”，在高太后看来，的确是石越的功劳；而熙宁年间取得所有功绩，高太后亦承认与石越有着极大的关系。可以说，在垂帘之前，她对石越有更多的好感。然而，自垂帘以后，高太后却始终对石越心怀芥蒂。她自己并没有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在她内心的深处，她始终将石越视为她保全赵颢性命的一个威胁。她希望能保全仲明，但即使石越什么也不做，她的潜意识里都忍不住认为石越将会破坏这一切……而且，事实上，石越亦并非是什么也不曾做！
除此以外，对于石越的能力，她内心的深处，亦并非那么的倚重。她的确承认石越的能力，然而，从高太后心里的想法来说，她是并不认为她有多么需要石越的能力的。她所坚信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似乎亦不需要石越这样的能臣。只不过，她面前的形势远比汉武帝后期要复杂，朝中的大臣，甚至连司马光都对石越十分倚重，而石越的势力亦已渐渐丰满……在如此形势下，她亦不得不对石越表示“倚重”，对石越应付当下种种危机的对策，只要两府不反对，她亦不得不听从。
然而石越却的确是个“生事”的人。
如今诸事未顺，他便指使党羽抛出什么“封建南海”之议，搅得宫中朝中，未能有一日之安宁。
她原想两头按下，一面打压宗室，一面罢吴从龙之官职，暂时得以息事宁人，日后再从长计议。然而，这个想法虽然得到了司马光与石越表面上的支持，实际上却毫无作用。
先是吴从龙罢官一事便在朝野遭受到巨大的阻力。一个叫吴鲤的给事中以为吴从龙没有过错，不仅驳回敕令，而且放言不惜三驳交付朝议。高太后查过这个吴鲤的覆历——此君不过二十几岁，因素有直名，乃是由大行皇帝赵顼亲自自县令之位提拔——不论他如此激烈的驳回此令，是否存有别的想法，总之他激烈的态度，却已经令得事件迅速升级。不待他三驳交付朝议，朝中就此事的争论，便已经愈演愈烈，不仅参预争论的官员逐渐增加，而且奏状你来我往，言语之间的相互攻讦，亦越来越不加掩饰……大宋朝的宁静显得如此脆弱，不同派系的官员之间，公私之间积怨早已根深蒂固，只要一有机会，几次奏折里的针锋相对，便能擦得火花四溅。
而高太后与两府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卷入争议的官员，渐渐将矛头指向决策者们，要求他们清晰的表明态度或者说支持自己。
压力还不仅仅来自朝中。在野的士子亦不知何时加入了这场争论——与朝中目前还算旗鼓相当的争论不同，随着桑充国等人陆续表态，坊间舆论几乎是压倒性的为封建叫好。几乎所有民间的报纸上，能看到的，都只有赞美封建南海的声音。
高太后是知道司马光与石越的态度的。
在桑充国带头打破在野清议的沉默后，她便已经知道，除非两府中出现坚持反对的宰执，否则，支持封建的声音将会越来越大。最终，所有的压力，都会集中到她的身上。她原来的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在吴鲤封驳之后，便已经彻底落空。
高太后不能确信此事背后是否有人操纵，但是宗室们显然亦感受到了危机。找高太后游说、哭诉、争辩此事的宗室，也越来越多。那些不想离开汴京，不想放弃眼前衣食无忧生活的宗室们，心里也明白，太皇太后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他们希望能够用亲情来打动太皇太后，用伦常之义来保护自己的生活。
而且，目前依然没有一个宗室表态赞同封建——在这样的情况，朝廷若要强行封建，无论是高太后还是两府，都免不了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即使是高太后，亦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实行封建，倘若宗室一致反对，高太后亦得有所避忌，否则难免会被人视为吕后、武后之流……
更何况，在外人眼里高高在上的高太后，其实依然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会为自己的两个儿子计算——封邦建国，的确有很多好处，不需要那些大臣反复强调，她也希望自己的每个儿子的后代，都能掌握一个国家——她并非连这点都看不到。她的确不愿自己的儿子离开自己的身边，但是这亦并非不能克服。然而，高太后亦在暗地里查过，抛开海上航行的危险不提，南海诸岛的瘴疬的确不是玩的，尤其是北人在当地生活，病死、夭寿，都是家常便饭。如果封邦建国的代价是要儿子的性命，这样的事情，高太后是绝不会答应的！
因此，当高太后身处这样的旋涡的最中心时，她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她若还想能够掌控此事，便一定要让人们知道畏惧她，知道她没那么容易被打动，没那么容易受人影响。说到底，她握有最终的决策权。若人们知道她足够坚定，那么便会首先妥协。
既然已身为天下的主宰，那么软弱一面，便绝不应当再展露出来。
“小娘娘——放了这些鲤鱼，便可以给父皇祈福么？”站在向太后与王贤妃身边的温国的声音，在这个悲伤、压抑的气氛中，令人感觉到一种生气。高太后也越来越喜欢这位长公主，她觉得温国这个孙女，在所有的公主中，最象她自己。高太后知道温国问的是王贤妃，温国喜欢管朱妃叫“大娘娘”、王妃叫“小娘娘”。
便见王贤妃擦了擦眼泪，轻声回道：“是啊。释家说一切有为善法中，以放生功德第一。”
“那我也想去放几尾……”温国口里说着，眼睛望着的，却是高太后。
高太后不觉心里一酸，不由得点了点头。
“臣妾亦曾发下愿誓……”一面望着温国朝池边走去，王贤妃也走到高太后跟前，跪下低声说道：“臣妾想用自己的月奉，替大行皇帝放生一千尾金尾鲤鱼，还乞太皇太后成全……”
高太后微微点了点头，“此乃是你的心意，你叫内侍去买了再放生便是……”
“但是……但是，臣妾希望能将鲤鱼放生到黄河……”王贤妃虽然有点迟疑，但还是鼓起勇气说道。
“黄河？”高太后不由有点讶异，“放生在哪里不是放生？为何还要特意去黄河？”
朱太妃觉察到高太后语气中的不悦，连忙打着圆场：“是啊，妹妹，若是放生，倒不如在后苑。此处至少无人捕捞，若放生在黄河，未必……”
“但它们是鲤鱼！”王贤妃倔强的打断了朱太妃的话，“它们应当放生于黄河。”
连高太后一时都没有明白王贤妃话中之意。
“鲤鱼若是在瑶津池内，固然可以悠闲自在，不必担心被人捕捞，成为人口中之食，然一辈子便只能做鲤鱼。”王贤妃抬着头，望着高太后的眼睛，毫无退避之意，“它们只有在黄河中，才可能有朝一日成为跃身为龙！即便可能成为盘中美餐，即便要与别的鱼争食饱腹，逆流而上跳龙门时，还要受许多艰辛，然而倘非如此，它们便无法成龙。大行皇帝乃是真龙化身，如今龙驭宾天，以大行皇帝之身份，虽放生一千条鲤鱼，又如何及得上放生一条真龙？”
“你的心意可嘉。”高太后淡淡应道。她瞥了一眼旁边的后妃们，这些女人要么窃窃私语，要么双手合什阿弥陀佛，一个个不知是在心里嘲笑王氏的可笑，还是在假惺惺的称赞她的心志，也许有些人，还在暗暗嫉妒她讨好了自己。这些蠢妇，没有一个听得明白王氏在说什么……
“太皇太后可是恩……”
“你自己自是不得随便出宫，这番心意，你叫成安县君帮你达成便好了。”
“谢太皇太后恩典。”
王氏叩头谢着恩，但高太后却已经没兴趣再理会她。她的目光投向瑶津池，鲤鱼……王氏的比喻倒也恰如其分，太祖太宗皇帝的子孙们，如今不正如这瑶津池里的鲤鱼么？纵有着龙的血脉，有朝一日亦可化身为龙，但在这瑶津池中，安享富贵，养得再肥再大，却只得做一辈子的鲤鱼！
只不过，除了这些大道理以外，高太后分明感觉到，这“封建”的旋涡，已经越来越大了。王氏如此生硬的向自己进谏，当然也有她自己的算盘——除开雍王的原因，王氏给她生了两个孙子。虽然因为年纪的原因，在泄露出来的吴从龙的札子中，没有大行皇帝儿子们的封国，但只要封建之策确定，虽然未必会代代皆封建，但至少赵俟们的封国，却都是迟早的事情。王氏若一直呆在汴京的宫中，将来不过是一个太妃的封号，过着清心寡欲的寡妇生活，了却余生。但若是她两儿子都能封邦建国，那她就是两个比高丽国还要亲贵的诸侯国的王太后！
高太后不能不担心，有了一个见识明白的王氏，迟早为大行皇帝生过儿子的后妃们，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到时候，她将不得不面对来自整个后宫的挑战与怨恨。
石越一直在很认真的听着蔡京说他的建议。
时间已经是二月，外朝马上就要除服，然后一切渐渐都要恢复正常：被推迟的省试，在除服之后，便要开始锁院；此外，除服之后，发行盐债的计划亦要正式颁布——石越仍然有点忐忑不安，这个计划只是在政事堂秘密通过，既没有交付朝议，甚至也没有全面征询两府、学士院的意见，石越既担心它的实际效果与执行情况，亦不能不担心朝中的反应……
除此以外，还有辽国的威胁依然没有解除。
这一个月内，双方使者可谓不绝于道。宋廷先后派遣范翔与章惇使辽，一则告哀，一则告知新帝继位。而据职方馆与雄州传回来的报告，辽主耶律濬已经在南京析津府接见了范翔，并且下令为赵顼辍朝三日，军民素服，以示哀悼。而苏轼与朴彦成亦在析津府立了灵堂，辽主更是率百官亲临祭奠。辽国派来宋朝的祭奠使与吊慰使，亦早已经抵达汴京……若单从这些举动来看，两国关系之亲密，便真如盟约所言，称得上是“兄弟之国”。
但另一方面，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职方馆与雄州均报告，向辽国西京与南京聚集的契丹军队以及部族军队，数量越来越多。辽国的祭奠使与吊慰使，对于使命以外的事情，一概装聋作哑，枉顾左右而言它。而来自韩拖古烈的最新解释是，这是因为耶律濬的皇后想看看她的南京析津府，这只不过是一次寻常的南狩……
于是，只要耶律濬夫妇的“南狩”一日不结束，郭逵在河北的“演习”，亦一日不能结束。
禁军在河北的集结训练，每日要消耗大量的国帑，继续空耗这个国家的可怜国库，枢密使韩维已经不止一次的打起了盐债的主意——他不断的游说司马光与石越，欲说服二人调集更多的禁军前往河北与河东……
显然，枢府有不少官员对于禁军毫无脸面的撤出益州一直耿耿于怀——熙宁间军制改革后，枢密院的人员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往文官越来越多，掌握权力越来越大的情况受到了一定的抑制，文彦博虽然同样更看重文官，但他毕竟是主持过军政的人，为了整军经武的需要，他着重从军中提拔了一些有过战功，又能识文断字的武官进入密院，委以重任。除此以外，经由武举、讲武学堂进入密院的武官也越来越多。如今的密院，正是由这两类人外加一些青壮派文官把持着。而其中的武官多出自西军，经历过对夏战争的胜利，这些人对契丹毫无畏惧之心，而益州的失败，则更促使他们急欲挽回脸面。
也许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也许是韩维亦想在枢密院有一番作为，总而言之，不知何时，韩维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对外强硬派。
石越并没有觉察到韩维的私心——虽然同为辅政大臣，但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政事堂彻底压倒枢密院，几乎已成定局；而已经快七十岁的韩维亦已不太可能超越司马光与石越拜相。尽管韩维与石越私交极好，但是他既非石越的下属，更非石越的应声虫。韩维亦希望能够对朝政有自己的影响力，能够左右军国大政的走向——但如若按照司马光战略收缩之策略，密院只会越来越被削弱，而他韩维，亦只会越来越可有可无。在这个时候，韩维的态度强硬一点，不仅能为他赢得枢密院及朝中强硬派的支持，稳固他的威信，亦可为他个人获得与司马光、石越讨价还价的筹码。
但除去这些私心外，韩维亦有他的“公心”。当过太府寺卿的韩维当然知道石越不可能还没开始发行，便预备着将盐债挪作他用；他也更加清楚司马光的全面收缩策略，根本不可能改变……实际上，仕宦生涯大多数时间都与军政无缘的韩维，根本不是一个好战之人。但是，已经快七十岁的韩维，也算得上是“老奸巨滑”了，此时将自己打扮成强硬派，亦有故意与司马光、石越唱红白脸之意——兵部尚书孙固是个顽固的老儒，他心里面支持司马光的主张，便不会说出违心的话来，但韩维却认为，强硬的态度亦是一种士气，大行皇帝费了十几年的功夫，好不容易养出这种不畏惧契丹的心态，亦不能一概打压了事。他以枢密使的身份，旗帜鲜明的站在他们这边，对这种士气，既是一种支持，又方便于控制……
韩维的做态，几乎骗过了所有人。
契丹大举聚兵，却不派使者威胁宋朝以谋取好处，反而令韩拖古烈不断宽慰宋廷，这种举动，完全不符合过去一百年间契丹人的行为方式，这的确令得石越一直无法对北面的局势放心。契丹人这样兴师动众，若既不趁火打劫捞取好处，又不当真南犯，那可真称得上是损人害己之举，全然不合常理。因此石越不能不怀疑契丹这次也许是要动真格的。而韩维要求向河北增兵，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是，石越亦不愿意就这样被耶律濬牵着鼻子走。
坚持不向河北增兵，万一出事，石越便要承担政治后果；但如果真的增兵，宋朝却要承担经济后果。契丹虽然聚兵，但若朝廷示以安静，国内纵有担心，却还不至于恐慌，这方面绝大部分百姓是会相信官府的。但是，若是宋廷也大举出兵应对，那便是朝廷颁布一万道安民告示，亦将无济于事。
这是石越无法承担的后果。
他只能赌一把。一面安抚韩维与密院，一面寄望于范翔与章惇带回来好消息。虽然石越相信，范翔与章惇带去了足够多的筹码与让步，但每天早上醒来，石越仍要暗暗祈祷河北、河东不要传回来坏消息。
心里面挂着如许多的大事，在这个时候，石越亦的确想过将封建暂时拖一拖。这是千年大计，他心里再热衷，亦知不必急在几个月内便要推行。这十来天里，石越只是冷眼旁观着朝野对封建的争论。
他并不在乎吴从龙的官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给事中的封驳，将吴从龙与封建，再次带到旋涡的中心。然而这时候的石越，反倒象个局外人，只是旁观着这一切。
两府受到的压力不值一提。真正的压力，都在高太后身上。石越并不是真正理解高太后为何对封建抱着极为迟疑的态度，他一直认为高太后不可能不明白封建的好处。但既然不明白高太后迟疑的原因，那他便更不着急。无论封建之议暂时被高太后压下来也好，还是高太后受不了这压力而被迫接受也好，石越都可以接受。
但此时蔡京的建议，却又让石越记起了自己的初衷。
“……纵使其他一切不提，便只为了顺利发行盐债，相公亦当对封建之议善加利用。”
蔡京竭力游说着石越。为政之道，有些人喜欢“安静”；有些人则喜欢“生事”。蔡京便是后一种。在蔡京的心里，机会便来源于“生事”。他早已经揣摩到石越与司马光的心意——他甚至已经猜到，在封建之事，王、马、石已经达成了共识。所以他才如此热衷的介入此事，若能促成此事，既可以在司马光与石越面前得分，又可以赢得小皇帝身边那群人的好感与信任……有这样的好处，蔡京是绝不愿意半途而废的。何况，他如今已经将自己装扮成“恢复封建之制”的倡议者之一，倘若此事便这么被打压下去，对他的仕途来说，亦是个不大不小的挫折。这也是蔡京绝对不能容许发生的。
蔡京知道石越心里紧张着什么事。
解决交钞危机的办法，除了废除交钞、或者另外发行新的纸币外，较为积极的办法，一个便是已经决定在益州路推行的蜀币——这是将全国性的纸币，转变成地区性的纸币。这个政策，本质上却是旧党的政策。另一个政策，即是石越提出来的，以发行盐债的方式借款来抵御交钞危机。
大宋朝凡是有“善理财”之名的官员，都承认这两个政策在纸面上都是可行的。但相对来说，人人都知道旧党的“蜀币”政策风险更小——它较易成功，而即使失败，波及的范围亦有限。相反，石越的盐债计划虽然雄心勃勃，却充满未知。不仅在朝中将会面临强大的道德压力，在实际操作中，亦很难知道究竟能否顺利发行，在发行的过程，更难以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麻烦……
如果成功，那一切都好说。但万一失败，不仅将使大宋朝的货币与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对石越的政治声望亦将是沉重的打击——尤其是若到时蜀币政策显得极为成功之时，两相对比，失败的一方，将更加刺目。
如今的朝廷中，以旧党势力最大，旧党对石越的容忍与尊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石越拥有他们所不具备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朝中大臣自司马光以下，或多或少都会迷信石越的能力。但如果石越这次失败，他便会成为罪魁祸首，以往旧党对石越的不满，将很可能会一次爆发出来。到时候，能够救石越的，便真的只有契丹了——也许旧党会干脆将石越赶到河北或河东路去当率臣，以求物尽其用。
蔡京并不知道王安石会在杭州主持大局。但他却知道石越将会很重视发行盐债的计划。
这正是蔡京可以利用的。
在发行盐债之时，倘能鼓动起朝野对于封建之争议，无论如何，都可以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相比起恢复西周封建之制这样的千年难遇的大事，发行盐债，卖几个有名无实的爵位，又算得了什么？虽然每次都遭到反对，可大宋朝又不是没卖过官！
蔡京并不知道石越当初便有这个打算，但他知道石越肯定能明白其中的好处。
而对于蔡京来说，只要关于恢复封建的事情还在争吵，他便能找到机会。而且，争吵有时候亦是有好处的，相同观点的人，会因为有共同的对手而聚集在一起，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一种势力。而争吵亦是表明一种态度，可以令小皇帝和他身边的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忠臣”……
白水潭辩论堂。
“……故刘秩《政典》云：‘自汉以降，虽封建失道，然诸侯犹皆就国。今封建子弟，有其名号而无其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师，食租衣税，国用所以不足也’——刘秩虽唐人，所言之事，实与今日无异！”
“……当日唐太宗尝读《周官》，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惜乎当时群臣，不能顺英主之美意，使生民不能复见三代之治，百年而后，而有安史之乱，此岂非冥冥自有天意？今石相公作《三代之治》十五年后，而朝廷竟有大臣倡议封建——诸君、诸君！此岂非天意哉？！”
桑充国静静的站在辩论堂的最后面，望着台上口沫横飞，慷慨激昂的学生，心里面竟是五味杂陈。
自从传出吴从龙、蔡京等人倡言恢复封建之制，白水潭与太学，早就如炸开了锅一般，人人都在争辩着是否应当恢复封建制。连要参加省试的贡生，都不免要揣测，封建之事，是否会成为策论的题目？但后来又传出吴从龙罢官的消息，这的确便如一盆冷水浇到了那些热血沸腾的学生的头上，桑充国以为这些关于封建争论也慢慢会平息下去，不曾想，一个与白水潭过从甚密的给事中的封驳，如同在将要熄灭的灶上，又丢进了一把干柴。桑充国发觉，公开支持封建的学生，不仅声音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
桑充国心里面是支持恢复封建制的。不管怎么说，桑充国也是一个儒生，在这个时代的儒生，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为“井田”、“封建”而兴奋的。而且，便是桑充国也明白，封建南海，有利于稳固小皇帝的皇位！
但是，虽然已经不再是白水潭的山长，但没有人比桑充国更了解白水潭的这些学生。桑充国隐隐的感觉到，似乎有一些势力，在背后鼓动学生们去支持封建……这令他非常的不安。
桑充国又不由得想起昨日贺铸对他说的事情——贺铸刚刚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封建赋》，极力赞美周官封建之义。但是，桑充国却无意中发现，他这位得意门生，竟然请了几个同窗，在何家楼包了一座价格不菲的院子，大快朵颐。桑充国早就知道这个贺鬼头是个手里留不住钱的人，他在《汴京新闻》的薪俸、润笔，桑充国早已下令账房五日给一次，免得他到手便花光，他突然间如此阔绰，其中必有别情——果然，在他的追问下，贺铸很痛快就承认了，他的《封建赋》，乃是受人之托所作。贺铸收了人家两百贯缗钱，连来历也没问，便写了那篇花团锦簇的《封建赋》。
桑充国无法不感到担忧。
但他心里面亦极其的矛盾——他支持封建，亦希望能帮到小皇帝，但他也不愿意白水潭再次陷入麻烦中，更不愿意白水潭被“任何人”利用。然而，这却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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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十八年，二月七日。
早晨，汴京的天空中，那几片浓云薄如轻绡的边际，映上了浅浅的霞彩。曹友闻一大早便骑马到了界身巷。这一天，是界身巷诸交易所新年第一天开张的日子——昨日，也就是二月六日，外朝已然禫祭除服，也便是说，朝廷算是基本结束国丧了。不仅两府六部诸寺监从今天起要正常办公，许多商贾，也是选择在这一天重新开张。
曹友闻方到金银交易所门前，他雇的牙人茹孝标早已领着几个小厮迎了出来，见着曹友闻，忙作了个揖，笑道：“官人来得好早。”
“老茹，可久违了。”曹友闻一面下马，一面笑着抱抱拳，道：“李员外他们到了么？”
“尚未到哩。”茹孝标躬着身回答，又凑到曹友闻身边，低声笑道：“前天起便流言满天飞了，想来官人也曾听到一些。”
“哦？却有何流言？”曹友闻装着傻，脚步却未停，只管往金银交易所里走去。
茹孝标连忙紧紧跟在他身后，笑道：“官人却来作弄小的。坊间都传政事堂今日要有要紧的敕令公布，谁不知道官人乃是石相公的得意门生啊……”
在这些无孔不入，精明至极的牙人那里，果然是没有秘密存在的。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曹友闻在界身巷，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曹家小舍人”，而变成了手眼可通天的“曹家大官人”。
“什么得意门生，老茹休要乱说。”曹友闻笑着摇摇头，前头早有人领着他进了一间大房间，茹孝标忙抢前一步，帮曹友闻掸了掸那张雪白得一尘不染的狐皮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笑着请曹友闻坐了，自己退后一步，叉手侍立在下首，又笑道：“众家员外、官人，都在等东府的敕令哩，不过，不论怎么说，有了元月十二日的德政，交钞肯定会涨。这个，俺敢给官人吃定心丸的。”
曹友闻笑笑，端起侍婢呈上来的牛奶，轻轻啜了一口，却并不说话。朝廷断不肯轻易废除交钞，这一点，界身巷内，不会有人比曹友闻更加清楚。但即使是曹友闻，也不是很能肯定，石越究竟会祭出何种法宝？坊间早已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甚至有有心人翻出了多年前沈括上给大行皇帝奏折——人们赫然发觉，原来甚至早在石越之前，沈括就提出了类似所谓“货币乘数效应”的观点；当年沈括在奏折中论及货币政策，当然不是预见到了今日的交钞危机，而是为了解决钱荒的问题，而沈括提出的几个办法中，竟然也包括了加强纸币的信用之部分——当然，人们翻出他当年的奏折，并不是为了叹服沈括的天才，而是注意到了沈括的另一主张，沈括当年曾经向大行皇帝建议，将金银皆定为法定货币，并提高金币对铜钱的比价，以此缓解钱荒。[174]而此时虽然形势大不相同，但人们大多相信，朝廷极有可能通过铸造金、银币来缓解财政的压力。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蜀币区的政策，可能在全国被仿效实施……事实上，划定“蜀币区”这一政策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原本还担心朝廷因财政的窘境，被迫废除交钞或者放任交钞大幅贬值，但是，在蜀币局创立的同一天，至少废除交钞的担心就几乎销声匿迹了。汴京的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更大的可能，就是朝廷将交钞变成各种各样的地方货币。在这样的情况下，交钞会变得没那么值钱，但至少它不会变成废纸。
所以，无论如何，茹孝标说的都没有错。在此之前，鬼市子的交钞既然已经涨了，今日界身巷内，也不太可能例外。只不过，既然同时还有铸造金、银币的流言传出，那金银的价格，只怕也同样值得期待。
曹友闻当日一掷万金，在界身巷买下这许多的交钞，原本只是一笔政治投资，他便是权当丢进水里了——但时至今日，曹友闻却突然发觉，他当日的投资，本身就可能带给他丰厚的回报。除了罚没给他的抵押金、以及账面上的巨额债款以外，他手里握着的交钞也有几百万贯之巨，倘若石越果真能成功挽救交钞，那这毫无疑问将是曹友闻生平最成功的一笔生意。
如此一笔巨款，无论初衷为何，若说曹友闻会漠不关心，那是绝不可能的。
虽然界身巷在翘首以待东府的敕令，但转眼一个时辰过去，在皇城外面等候消息的牙人，却依然迟迟未能传回消息。不过此前的流言非比寻常，据说来源非常可靠，而且言之凿凿便是在除服后将有重要敕令公布，因此界身巷内，人们依然在耐心的等候着。曹友闻不断见到茹孝标招呼着手下的牙人跑进跑出，向他禀报着交钞的比价——一切正如所料，交钞对铜钱的价格不温不火的一点一点的涨着，反倒是黄金的价格，涨幅更加大一些。
曹友闻依然只是好整以暇的吃着点心，一面和茹孝标说些闲话。眼见着便到了巳时，黎天南、李承简、杨怀等人方姗姗来迟——这三人原是特意来界身巷见识一下的，进了这金银交易所，那黎天南屁股尚未坐稳，便示意身边的仆人递过一个小箱子给茹孝标，笑道：“茹翁，且替我秤一下。”
“这是……”茹孝标接过箱子，只觉双手一沉，这小箱子竟是颇有份量，他连忙将箱子小心放到一张桌子，当着众人之面，小心打开来——茹孝标便感觉一阵金光耀眼，这小箱子中间，竟然是满满一箱的金瓜子！
“这……”茹孝标虽是吃了一惊，但他毕竟是做老了事的牙人，连忙摊了摊手，小心的将箱子开着的一面对着黎天南放了，一面赔着笑说道：“还请黎员外见谅则个，这界身巷的规矩，黄白之物，例由专人当面验货，请员外稍候片刻，小的马上唤人过来……”
“你家规矩不小。”黎天南笑道，“你只管叫人来验秤，我却是性急等不得了……”
他正说着，便见一个牙人一路小跑，急匆匆的闯了进来，连礼都没行，便气喘吁吁的说道：“大事，大事……盐债……发行盐债……”
“你说什么？”茹孝标此时也顾不得黎天南了，抓住那牙人，问道：“什么盐债？你说清楚些。”
那牙人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说道：“大事情，一个时辰前，司马相公与石相公签发敕令，要以十年的盐税做抵押，发行五千万贯盐债，赎回交钞，为钱庄存款提供担保……详情还不清楚，敕令已送往门下后省书读，消息是政事堂放出来的——不过，这是今日的《新义报》，刚刚出来，上面有石相公的文章——《国家之信用与债务》！”
他一面说着，一面从怀里掏出一张墨迹未干的报纸，颤抖着递到茹孝标面前。此时众人早已全都站了起来，曹友闻快步上前，一把抢过报纸，果然，《新义报》在最醒目的位置，印着“尚书右仆射石……”的字样！
他抬头望了众人一眼，捏了捏手中报纸，高声读道：“昔者管仲云：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轻重之术……”才读到一半，早又有一个牙人跑了进来，手舞足蹈的大声喊道：“大涨！大涨！交钞大涨！”
门下后省。
都给事中梁焘望着面前的黄纸敕书，神色凝重——他新任都给事中不过几天的时间。梁焘虽是进士出身，但一生历宦，主要却是在枢府，因为曾经上书反对新法，反对宦官领兵，替被罢官的御史鸣不平等种种事迹，他被视为“直臣”，司马光亦因此推荐他继任门下后省的长官。这是一个既可以碌碌无为，又可以举足轻重的位置。能担任给事中这个官职，亦被士大夫们视为一种荣耀。但是，要对得起这种荣耀，却并非那么容易的事。
梁焘此时面临的抉择，正是大部分的给事中们经常会遇到的事情。
在他面前这张黄纸上签押的，有他的荐主司马光，有声誉极高的石越，还有好几位参知政事……
按照新官制，只要有给事中在这张黄纸上签一个“读”字，这张黄纸便可以成为正式的敕令，颁布实行。
但是，户房给事中沐康明白无误的拒绝书读！
而这一张黄纸，乃是所谓的“敕”——得到过皇帝的旨意，有宰相、参政签押——新官制规定，这等大政令，即便给事中不肯书读，只须有门下后省长官都给事中书读，亦得以颁布施行。
梁焘看看这张黄纸，又看看案边的毛笔，耳旁响着沐康愤怒的声音：“……借债！卖爵！若是那奸相庸臣所为，倒也罢了——国人皆视司马君实与石子明为贤臣名相，他二人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此恶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君且稍安勿躁。”梁焘一面安抚着激动的沐康，一面再次审读着面前的《发行盐债以赎交钞敕》。但无论他如何再三细读，亦改变不了这一现实：这敕书是国家公开向富民举债——即使汉武帝、桑弘羊也没做过这等事！还有公然变相卖爵——这是令所有的正人君子都痛心疾首的恶政，而且，这也是开了先例——大宋朝以前只卖过官，这还是头一回卖爵！
只要想想那些商贾，因为花了一点臭钱，便可以堂而皇之的被尊为男爵、子爵，梁焘便不由感到发自内心的恶心——表面上，爵位只是虚名，这比卖官要好些，但是，在感情上，却更令人受不了。即便只是虚名，但爵位代表的东西，比官更加尊贵，梁焘实在无法接受它被铜臭沾污。
而且，沐康所说的，亦是他心里所想的——今日司马光、石越能通过这种手段借钱敛财来应付交钞危机，他日就不怕没人效仿，来敛财借朝廷挥霍！此例一开，只怕从此大宋朝都要债台高筑，永远没有还得清的那一天！
他又抬眼看了看沐康。
“沐君所言虽然有理，只恐朝廷之议甚坚……”
“那又如何？！”沐康厉声打断了梁焘，“夕郎[175]乃慎政之官。朝廷置我辈于此，正为今日。”
梁焘不置可否，却忽然问道：“沐君是哪一年的进士？”
沐康不由得一怔，但上官见问，却不敢无礼，因回道：“下官乃先帝龙飞榜进士。”
梁焘忽然笑了笑，道：“那入仕亦有十八年了，十八年还只是七品青琐，想来是脾性不太好了。”
“下官生来便这臭脾性，倒叫大人见笑了！”沐康以为梁焘取笑，愈发愤怒，阴阳怪气的回敬道。
不料梁焘却不以为意，笑了笑，跟着说道：“沐君既然不在乎这给事中的俸禄，某也没甚好在乎的。”
“门下后省驳回？”
“敕令被门下后省驳回！”
界身巷金银交易所内，突然之间，鸦雀无声。
“那些个蠢货！”
不知是谁发出第一声咒骂，但几乎只是转瞬间，伴随着各种口音的诅咒、粗口，原本几乎是一路暴涨的交钞，马上停止了涨势，开始缓慢下跌。
“官人且放心，这盐债的消息既然出来了，虽说封驳了，大伙还会看看情形的……”茹孝标强挤着笑容，安慰着曹友闻——从曹友闻的脸色，是看不出什么的，他肤色本身就是黑红黑红的。一个多时辰内，眼见着交钞一路暴涨，但曹友闻却始终不为所动，这份从容淡定，已是令茹孝标十分的钦佩。要知道，倘若曹友闻早一点放了手中的交钞，他至少已经赚了一百万贯。即使在界身巷，这也不是小数目。
便见曹友闻微微点了点头，却并不多话。
倒是黎天南等人正在踌躇不决，这三个海商见着交钞暴涨，黎天南有备而来自不用说，连李承简与杨怀亦追着买了不少。便见三人各自想了一会，李承简与杨怀叫过茹孝标来，卖掉了手里的交钞；黎天南却笑咪咪的吩咐他继续买进。
果然，茹孝标的判断并没有错，这边吃过午饭，便再次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石相公异常的强硬，竟然这么快便再次将敕书发往门下后省！
交易所内再次沸腾了。
李承简与杨怀后悔不迭，黎天南却得意洋洋，只有曹友闻依然是不动声色。茹孝标很难想象，他面前的这个曹友闻，竟然就是几个月前被界身巷传为笑谈的那个人。
茹孝标在界身巷算是见多识广，但是赚进上百万贯而面不改色的人，他的确还是头一次见着。
但这似乎注定将是跌宕起伏的一天。
交易所内的沸腾持续不到半个时辰，便再次传来了门下后省封驳的消息。
界身巷这次的气氛，比第一次封驳时更加冰冷。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给事中不肯屈服。如此一来，石越若再次要求门下后省审读，双方便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今天已不太可能再送过去了。”茹孝标坦率的向曹友闻提供自己的判断，“这盐债或许又要拖上一段日子，大伙都会观望，因此交钞这个价位，也不会跌太多，官人若要稳妥……”
但曹友闻的目光却投向了黎天南。
“黎兄，你以为如何？”
黎天南笑了笑，端起酒杯来，轻轻抿了一口酒，笑道：“咱们这些海商，要压注的话，定要压到石相公身上。我又是番人，那非得压双份注到石相公身上不可！”
曹友闻一愣，旋即纵声大笑：“哈哈……黎兄说得不错，说得不错……”
此刻，政事堂。
“子明……”政事堂内，所有宰执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石越身上。司马光轻轻叫了声“子明”，欲待说些什么，却望见石越凝重的脸色，又抿住嘴，没有继续说下去。
石越没有看任何人，只是默默地注视着被封驳回来的那份黄纸敕书。那轻轻的一页黄纸，便平放在他面前的书案上，仿佛有千均之重。
此时的石越，并不知道有人要压双份注到自己身上，他只知道，自己又要面临一次大麻烦。
他知道，便在当天，熙宁十八年二月七日，按照计划，王安石已经在杭州开始发行盐债——但王安石奉的是所谓的“中旨”，不经政事堂宰相画押，未经门下后省书读的诏旨，其法律地位是没那么稳固的。而且，极有可能受到台谏的指责、弹劾。而若是碰到有强硬的地方官员不肯奉诏，那便会更加横生事端。
因此，石越急需获得正式的敕书。
原本以为梁焘虽然是旧党，但毕竟是司马光举荐，上任又未久，断断不会在这等大事上做梗，却不料，偏偏在这里出了问题。
三驳！
石越当然也清楚，发行盐债也罢，变相卖爵也罢，如若交付廷议，将兴起多大的风波。他原想先将事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行下去，事后的批评与责难他再一并承受，但此事既然在门下后省受阻，那么，只要今日这敕书得不到给事中画的那个“读”字，无论是否出现三驳，麻烦都将不可避免。
拖延即意味着无休止的争吵。
这个道理，人人都懂。
梁焘的强硬，也令得政事堂发生动摇。宰执们都希望竭力避免发生三驳这样极端的事情。司马光欲言又止的神情，已经告诉石越，他也希望寻找一种转寰的办法。
但是……
“子明相公，是否要召梁焘与沐康来政事堂……”范纯仁试探着说道。
石越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知道，对于这些旧党的宰执来说，心情亦是复杂的，他们虽然支持自己的政策，但在心里，他们对梁焘、沐康，是不是又有更多的理解，甚至是赞许呢？
石越都不用多想，因为这几乎是肯定的。
这正是旧党君子们所嘉许的君子。位居政事堂的宰执们，需要折冲妥协，但是如司马光、范纯仁这样的人，他们心里真正向往的，真正称许的，不正是梁、沐这样的操守么？
他们对梁、沐的理解，几乎肯定要多于对石越这份《盐债敕》的理解！
石越在心里苦涩的笑着，抬眼扫视政事堂的宰执们时，脸色却又变得沉重、严肃。他有几分严厉的目光一一扫过众人，最后落到了范纯仁的脸上，“范公以为召见梁、沐，便能使二人改变心意么？”
“这……”
“做不到的。”石越替他说了出来，“君实相公比我更知道这二人的脾性。”
“或许可以晓之以理……这毕竟是为了公利……”
石越默然望着范纯仁。
“一切后果，由某承担。”石越淡淡说道，但语气却已不容置疑。“敕书一字不改，再次发往门下后省！”
“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一日之内，三下敕书！
石越却仿佛没看见众人的神色，竟好整以暇的正了正帽子，坐下悠闲的喝起茶来。
事已至此，那便只好借这两个给事中的前程，来向天下人表露一下他石越的决心！
界身巷，二月七日，约申正时分。
金银交易所酉初关门，曹友闻已经准备起身离开，他刚刚下到交易大厅，“诸位，诸位，大事情，大事情，东府第三次将敕书发往门下……”只见一个牙人冲进厅内，手里挥舞着一个什么东西，几乎是发狂般的喊叫着。
“什么？！”
“什么？！”
“一日三下敕书？！”
界身巷内，仿佛是被这个消息惊呆了。连跟在曹友闻身后的茹孝标也突然欣喜得大叫起来，“一日三下敕书！”没有人知道，茹孝标自己，也偷偷买了两万贯交钞！
“一日三下敕书……”曹友闻也被这意外的消息震惊了。他绝未想到，石越竟然表现出如此坚决的决心。
金银交易所只沉寂了一会，眼见所有的人脚步开始加快——但便在此时，又有一个牙人跑了进来，几乎是颤抖着喊道：“三驳！三驳！”
曹友闻几乎以为交易所又要冷却下来。
但他却听到身后的茹孝标骂了一声：“让他娘的三驳见鬼去！”
只见交易所内，仿佛没有人听到三驳的消息，转眼间，便再次沸腾。
“钱钞，一比十五！”
“钱钞，一比十！”
“一比八……”
“一比六……”
“一比五！”
“一比五！”
“一比五！”
各种口音的喊声，在大厅内此起彼伏，每个人的声音中，都带着狂喜，曹友闻亲眼见证，短短半个时辰内，界身巷金银交易所，铜钱对交钞的比价，暴涨到一比五！
3
熙宁十八年，二月七日。
当石越在汴京一日三下敕书，却遭遇给事中三驳的时候，大名府通判唐康，正在驿馆设宴，宴请使辽归来的告哀使范翔。
因为范翔的身份特别，宴会亦十分的简单、朴素。没有歌妓助兴，甚至连荤腥也没有，简简单单的几样素菜，令得来作陪的大名府官员，都没什么胃口。彼此敷衍一番之后，身为东道主的唐康，更是借口范翔鞍马劳顿，公然下起逐客令来。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亦顺水推舟，纷纷告辞离开。没多久，驿馆当中，便只剩下了范翔与唐康两人。
但待大名府的官员走后，唐康却并没有半点顾惜范翔“鞍马劳顿”的意思，竟又吩咐下人另外在小厅里重新置了酒菜，拉着范翔过去坐了，一面笑道：“全走了这才清静。我原是有些事想问问仲麟兄，这些没相干的人甚是碍事。”
范翔使命在身，本也无意与大名府的官员过多的周旋，但他也颇知为官之道，更绝不愿意这么无缘无故得罪同僚，更何况大名府乃是大宋朝的北京，亦算是仅次于东西两京的权贵聚居之地。唐康这作派，虽是为他解了围，却也令他暗暗叹气——方才在宴会间，范翔便已看出来了，大名府的官员们，都有点惧怕这位年轻的通判。而唐康也显得很看不起他麾下的官员，除了对范翔，他几乎不拿正眼去瞧别人。
范翔自然也是知道唐康的身份，石越如今贵为右相，桑充国又是天子之师，唐康自也是跟着水涨船高，他的确亦与一般官员不同，这大名府的官员权贵，免不了都要巴结他。但范翔亦知道，大宋朝与历朝历代不同，自庆历以来，朝中分党结派，越来越理所当然，不加掩饰，宰相虽贵，但却也要面对各方各面的政敌，明枪暗箭，稍不小心，便会中箭落马。甚至堂堂宰相，被小小的台谏官扳倒的事，在大宋朝，也不是多稀罕。如今的朋党，虽然多是由政见不同而引起，但仍有少数人，却根本便是由平时一系列的私怨而各为朋党，互相攻讦，而这些官场恩怨，绝大多数，正是这些官员们在州县任职时结下的。范翔便听说过这样的事例——有个官员因为做知县时，到旁县同年那里借些木材被拒，便恼羞成怒，与昔日好友割袍断交，一直到了两人都做到朝中大臣，依然互相攻讦不已。他冷眼旁观唐康的所作所为，简直便是哪样不招人忌恨他便不肯做哪样。
他一面笑着应酬唐康，有心要规劝几句，却又顾虑着与唐康并无深交，不便冒昧。但若不说，心里又觉得愧对石越知遇之恩，且唐康当真闯出祸来，所谓城门失火，他范翔又岂能真的不受波及？一时间真是如梗在喉，却几番都是欲语又止，喝下去的酒，吃下去的菜，皆是食不知味。
但范翔本不是特别有耐性的人，如此煎熬一阵，想来想去，终于还是按捺不住，说了几句闲话，便不动声色的转过话题，笑道：“大名府多钟鼎世家，难为康时……”
“有甚难为不难为的。”唐康不待他说完，便笑着接过了话头，“不过，在这北京为官的难处，不瞒仲麟兄，我早已领教过，如今竟是习惯了。我这个小小的通判，除了处理民政，还要协筑修造城寨，这中间，与这些所谓的钟鼎世家，可没少打交道哩……”
唐康一面起身给范翔满了一杯酒，又语带讽刺的笑道：“来此北京，不足一年，弟便专学会了这些豪强打交道。不瞒仲麟兄，我初来之时，原是有洗心革面之意的，既想把事情办好了，又想不得罪人，总想令上上下下，都夸我会做人。可惜，可惜……”
“可惜什么？”范翔忍不住问道。
唐康端起酒盏来，劝了范翔一杯，方又笑道：“可惜到头来我发觉，和这等可以通天的豪强打交道，不是他压倒你，便只能你压倒他。我若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还想为朝廷做点事，便只有比他们更强横些，他们才肯服我。这笑脸迎人，有时候还真是不如五色棒管用啊。”
唐康笑嘻嘻的说着，差点没把范翔给噎着。他望了唐康一眼，几乎疑心他看穿了自己想说什么，特意说这些来话来堵他的口。
“仲麟兄不是外人，亦不必瞒兄。”唐康旁若无人的挟了口菜送到嘴里，“我可不是啥君子，这大名府不知有多少人恨透了我，也有人指使人在汴京弹劾我，嘿嘿……他们若有本事扳倒我，我便认命；但若扳不倒我，我亦没甚肚量，大丈夫恩怨分明，管他家多大势力，有何背景，我既是这一郡通判，要令他家鸡犬不宁，亦不过是反掌之事。这些个豪强、官吏恨我，惧我，亦是理所当然，我如今是蚤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怨恨我的人多了，我亦也习惯了。我曾一日之内，在衙门将五个钟鼎之家荐进来的小吏打得半身残疾；这府衙里的公人不听使唤，我便敢寻了个由头，用军法一次斩了二十名公差——好叫仲麟兄知道，在这大名府，我也有个外号，豪强、官吏管我叫‘二阎罗’，嘿嘿……”
唐康轻描淡写的说着他这些事迹，范翔已是听得目瞪口呆。
“怎的我此前，竟从未听过……”
“这点小事，岂敢劳动尊耳。”唐康笑着又喝了一杯酒，意味深长的说道：“有些时候，还是要用刀棒成本最低。”
范翔本是最玲珑的人，但此时亦只能苦笑摇头道：“这亦只是对康时而言，若换了别人，早落了个没下场。”——这却已是他能说的最直率的话了，他心里也明白，能够轻描淡写的和他说出那些话来的唐康，是根本不可能听得进他的规劝的。
果然，便听唐康叹道：“可惜便是这句大实话，这大名府也没人敢当面对我说。”他的语气中，竟有几分失望。但他旋即换过话题，笑道：“不想却说了这许多闲话，见笑，见笑。仲麟兄当知我想请教的是何事？”
原来方才所说竟是闲话？！范翔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在心里苦笑。
唐康却当他在等自己开口，不待他回答，又继续说道：“契丹聚兵于燕蓟，想必也是明白，和大宋作生意，还是用弓马来取成本低些。此番仲麟兄与章子厚相继使辽，所为何事，我大概也知道一些。今日之势，若不能息契丹之兵，这大名府，便难免要沦为战场。朝廷煞费苦心，要以大名府为枢纽，构筑一道火炮防线，以捍卫京师，只可惜，这防线如今……”
“如今又如何？”范翔听出他话里的蹊跷。
唐康摇了摇头，“耗费了许多钱粮，动用了不知多少人役，只是却不知令多少人中饱了私囊。”
“啊？！这……”范翔不由得大吃一惊，手一抖，杯中的酒都几乎泼了出来。
唐康的神色却仍然十分淡定从容，“我来大名后，仔细巡视了，朝廷若再给我三五年时间，足钱足粮足人，我尽力弥补，保管到时能令契丹轻易难越此防线一步！但若是如今，嘿嘿……仲麟兄若亲去看看便知，有些城寨，枢府的图上令修在甲处，因要占了哪家豪强的风水宝地或良田庄园，或因当地早已有无数的民宅，拆迁不易，结果往往修到了几十里之外——如此南辕北辙的城寨，不下十余座。此外，偷工减料，无论完工与否，几乎处处皆有，譬如枢府明令，为防契丹火炮，城寨须以石头、水泥筑成，如此才能坚固可用，但我可以肯定，至少有三座城寨，报的是石城，实际却依旧是土城——只不过是用石头筑了个城门，以充门面。”
“这……”范翔已听得耸然动容，“康时，这可开不得玩笑，此前这乃是吕公著监修……”
“吕公著又如何？”唐康冷笑道，“要修筑如此多的城防，在大名府居然没弄得怨声载道，我却不信谁又有这个本事！只不过君子们自有说辞，此事说不定反成一件不肯扰民的美谈呢——便是这大名府，仲麟兄只看见大名府的南城和北城，可没见着东城和西城罢？东城西城的城墙之下，商铺民房，盖满了护城河的两岸，延绵数里，至今没有拆完。吕公著只拆完了北城外的房子，南边的是我搞得怨声载道，才勉强清除的。不论士绅豪强，还是市井小民，都只知道天下承平已久，如今乃是太平盛世，只要契丹人的弓箭没射到大名府的城楼上，谁也不愿自家的产业为了那没谱的事就这么没了。说不得，只好我来做这个恶人。”
“那……为何我不曾听说康时曾上报朝廷？”
“那又有何用？自古以来，太平年间要不忘武备，便是一件难事。朝廷和开封府既管不了御街上随地占道摆摊的商贩，也管不了汴京城外越来越庞大的新坊区，又如何奈何得了这大名府城外的民房？更何况，只需读读最近的邸报，便可知司马君实心里想的什么，若非迫于无奈，他现在恨不能停了一切‘劳民伤财’之事。我此时去弹劾吕公著，非止奈何不了他，还给了那些手眼通天的豪强一个机会，他们还不借此机会，兴风作浪，大造舆论？汴京城外的坊区，便是前车之鉴，只怕正好促成司马君实下定决心停止修筑这防线，说不定还要成全吕公著的美名。便是侥幸如愿以偿，令朝廷震怒，如此大事，太皇太后自免不了要派中使来覆查，以我‘二阎罗’的风评，只怕也不会有甚好下场。”唐康嘿嘿干笑了几声，“我犯得着去与吕公著同归于尽么？”
“可是……”范翔听唐康所言，虽然明知他说的都是实话，但却总是觉得唐康这个黑锅背得太冤。
但唐康倒是全不介意，又笑道：“兄亦不必担心——此事后面，除了吕公著，更不知又牵涉多少中贵人，我也不是好惹的，凭他是谁，亦没有这个本事，将这黑锅令我一个人来背了。这大名府，如今便是一潭臭泥，谁来过这里，都免不了要沾一身的臭泥巴。我亦不介意替吕公著来擦屁股，只要有时间，我总能设法弥缝起来。只是若契丹人来得太快，那说不得——这是死罪，其他种种亦顾不上了，我便只好孤注一掷，上章弹劾吕公著。”
唐康说得倒是波澜不惊，但范翔已见着他眼中闪着凶狠的光芒。范翔是个聪明人，他当然也知道此事不是闹着玩的——唐康背后有石越，而吕公著在旧党中，也是连根错枝，其中更不知道牵涉多少亲贵、宦官……他突然想到郭逵也在河北，心中一动，又试探问道：“此事郭枢副可知情……”
“他又不是瞎子，如何会不知道？只不过郭相公是断不会趟这浑水的。他有他的如意算盘——他本就觉得有他坐镇，用不着这破防线，亦足以御敌；何况就算万一真出了问题，他多的是理由可以置身事外，还可以叫吕公著和我当兵败的替罪羊。嘿嘿……他本来是奉旨意要查看这城寨修筑进展的，但郭相公却根本不进这大名城，进展如何，他只管行文给我，我说什么，他便信什么。如今他要么便住兵营，要么便去沿边州府，根本不叫自己有机会看见那些个破城寨，连这大名府城，他亦绝不肯多看一眼——郭相公长于谋略，这掩耳盗铃之策，实是炉火纯青……”
到了此时，范翔才终于明白，原来唐康并非是一点长进也没有。他当年在益州，便敢与益州四司衙门争长短，但如今到了大名府，表面上看依然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但实际却也颇知轻重。他心中又有点凛然——若是论到权谋心计，只怕唐康还在自己之上。
范翔亦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唐康与他原本相交并不深厚，但今日却如此交浅言深，那便是唐康料定他不敢出卖自己，更是在逼他说实话。他此时若还是虚与委蛇，便是要将唐康逼成自己的敌人——但唐康本人已非可欺之人，以其身份地位，范翔更是万万不敢得罪的。
更何况，对范翔来说，这未始不是一个机会。
他抬眼看了一眼唐康，只见唐康的眼中，闪烁着野心勃勃的光芒。看起来，他面前的这个年轻的通判，胸中之抱负，非比常人。
这一瞬间，范翔忽然想到，朝中党派之势力，越来越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也许在他有生之年，都不可能见到朝廷能去此“朋党”。自汉唐以来，所谓的朋党，往往只要党魁一死，便树倒猢狲散；但熙宁以来的朋党，却如同将根深深的扎进了朝廷的政治土壤当中——如今的新党，绝不会因为王安石、吕惠卿的倒台而销声匿迹；范翔亦无法想象，旧党会在司马光死后，便不复存在……那所谓的“石党”呢？
范翔的心跳猛然加速。
他毫不怀疑石越至少能执政到小皇帝亲政，甚至更久——到了那时候，难道石党便会销声匿迹么？
范翔难以相信这一点。他隐隐已意识到，将来的皇帝，很可能将会依赖、利用不同的“朋党”来掌控权力。这个，史上并非没有先例，而今日之局势，亦明显表露了此种趋势。
那么……在石越之后，总会要有几个人出来继续这庞大的政治遗产……当然，也许现在就未雨绸缪十几二十年后的事情，的确早了些，没有人能预计这么长时间里的变数，但是……
范翔又看了一眼唐康——眼前的这个“衙内”，的确还有很多的缺点，有些缺点甚至致命。但范翔亦不能不承认，唐康身上，亦有某种连石越都有些缺乏的东西……
范翔并不奢望能获得唐康的友情，他甚至怀疑在唐康那里，究竟存不存在那种东西？但是，他应当小心的得到唐康的好感与信任，同时，他还要小心的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一切未明朗之前，离唐康这样的人太近是危险的。他如同一团烈焰，靠得太近了，难免会被烧着。
范翔沉吟着，他要小心的措辞。
“康时，实不相瞒，我原本亦算不上使辽的合适人选……”范翔望着唐康的眼睛，他知道唐康这样的聪明人，有足够的智慧来判断真伪，“我对契丹原本便所知甚少，在契丹待的时日亦不够长。”他先声明着，“不过，若以区区之见，此番契丹虽然大举聚兵，绝非虚张声势，然却也未必一定会南犯。”他亦不愿意去考验唐康的耐心与器量，唐康早已声明，他“恩怨分明”。
“哦？”范翔话虽说得委婉，语气却很肯定，令唐康都有些意外，“仲麟兄敢如此断言，想必有所凭据？”
“敢问康时，辽主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又为先帝罢朝，亲率百官祭奠，仅以局外人观之，康时以为辽主是何心态？”
唐康一时竟是被问住了，他沉吟了一会，方有点不太肯定的回道：“仲麟兄之意是辽主心中亦迟疑难定？”
“我既不知辽事，亦不晓兵事。然我并不相信辽主会因我朝遭逢国丧，恪于春秋之义而罢兵，那么辽主如此作为，以常理推断，便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他用疑兵之策，要攻我不备，要么便是他自己亦没拿定主意。”
“但辽主亦算是英主……”唐康难以相信，“他当年兵变夺位之时，何等果决，岂会……”
范翔摇摇头，“这却非我所能知者。若从辽主之赫赫英名之来看，的确是不可思议。然若以常理而言，契丹也罢，大宋也罢，只要大军调动，便不可能瞒过对方——以今日之事论之，辽国君臣非无智谋之士，不可能不知无论他如何设计，朝廷总不敢掉以轻心。故若用疑兵之计，辽主应当是如此虚张声势几次，令我大宋疲于奔命，日久渐生懈怠后，再出其不意，大举兴兵，打我一个措手不及。我不知善用兵者，这般疑兵之计要不要真的劳民伤财的大举聚兵，只是我在辽国，见到辽主又是罢朝，又是亲率百官祭奠，当日我也曾亲眼见到辽主，总觉得他神色之间，有些犹疑之态。”
说到此处，范翔又摇头笑道：“不过，连我也不知我有没有看走眼。或许辽主便是要沽名钓誉也未可知。毕竟契丹一向也自诩为是承唐之正统，自居为中国……然无论如何，此皆为可疑者一。”
范翔的解释，的确是儿戏了些，唐康自到大名，便留意北事，若论及辽主耶律濬，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英主，说他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连南侵与否的决心都没有真正下定，这说出来，却如何能令人信服？
唐康心里不以为然，只问道：“既有可疑者一，便当有可疑者二……”
“这可疑者二……康时当知道所谓的‘四萧王’？”
唐康点点头，“略有所闻。契丹自耶律寅吉、萧素相继病逝后，朝中功勋之臣，便余下楚王萧岩寿、卫王萧佑丹、许王萧惟信、陈王萧禧四人，分掌南北宰相府、枢密院，北人唤之为‘四萧王’。”
“康时既然在大名府，想来许王萧惟信极力主张南犯，陈王萧禧却极力维护两朝通好，这些事情，亦瞒不过康时……”
唐康只笑不语，默认此事。辽国内部的这些分歧，无论是苏轼的奏折，还是职方馆的报告，都说得甚是清楚。按理唐康是不该知道的，在范翔使辽之前，甚至都对此一无所知。但范翔也猜得到，以唐康的身份，肯定有他的一些特权。
唐康早就知道，契丹如今权势最大的四位贵臣，便是所谓的“四萧王”，这四人中，萧岩寿为北府宰相，萧惟信为南府宰相，萧佑丹为北院枢密使，萧禧为南院枢密使。辽朝官制极为复杂，无论南北宰相府，还是南北枢密院，都各自掌握实权。以地位班次而言，是北、南宰相，要尊于北、南枢密使一些，而萧岩寿与萧惟信的资历，也要远高于萧佑丹与萧禧。但是另一方面，在契丹建国的历史上，宰相府原本是采用“世选制”铨选宰相的，也就是说，大辽的宰相，有很长一段时间，必出于皇族或国舅族，乃是贵族权力的体现。而枢密院之设立，却正是辽主为了强化皇权的手段。因此，在这样渊源下形成辽国官制，便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握有军政实权、位次较尊的宰相府，实际权力，反而不如枢密院。南北宰相府成为次于南北枢密院的权力机构，北枢密使则是群臣之首。所以，辽主虽以资历较深的功勋之臣萧岩寿与萧惟信任北南宰相，却将枢密院交由资历较浅，却是他的心腹之臣的萧佑丹与萧禧掌握。[176]
如此权力结构，原本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却出在许王萧惟信那里。唐康曾经查阅枢密院的档案，知道萧惟信在当年辽主耶律濬发动兵变夺位之时，曾经阴怀两端，以致在后来的平乱中，萧惟信一直被辽主有意无意的防范、疏远。但萧惟信毕竟也是辽主的功勋之臣，而且以契丹的传统，萧惟信亦是手握实权。因此辽主对他虽然并不太信任，却也免不了要一面防范，一面还要笼络利用。所以萧惟信照样能封王拜相，而且也时时被委以征伐之任，镇压女直、阻卜等族之叛乱。
然而萧惟信对于自己的地位，却似乎并不算太满意。从各种报告分析，萧惟信的怨气，可能出在与陈王萧禧的争端上。
萧禧之地位，原本远低于萧惟信，但南枢密院至少在行政、赋税、部族三事上，却偏偏正是南宰相府的上司——职方馆曾经搜罗了一些契丹重臣的奏折，唐康细读过这些奏折，便发觉萧禧与萧惟信，甚至在很多的小事，都是针锋相对，而二人的主要矛盾，则发生在部族事务上。
契丹今日之国策，乃是由卫王萧佑丹所奠定的“联汉、奚以制蛮夷”。契丹在统治的核心地区，优待汉族与奚族，与两族一道分享权力，宣扬“汉契一体论”等观点，并轻徭薄赋，拉拢二族，以稳固统治。但对除契丹、汉、奚三族以外的部族，则实行残酷的压榨政策。萧禧与萧惟信的争吵，十之八九，便都发生在对其余部族的态度上。
萧禧主张即使对汉、奚以外的“蛮夷”，也要怀柔……
萧惟信却认为契丹本以弓马立国，对不听话的蛮夷，自然不能客气，更质疑萧禧是含沙射影的指责他在镇压叛乱时，过于残暴——唐康曾经听说，萧惟信曾因阻卜某部族迟交赋税，将满族两千余口，男丁全部杀死，女人与小孩，全部用马活活踩死，还强令着几十个部族头领去观看……
萧惟信请求将汉族事务划归南枢密院、南宰相府管辖，将中书省虚设，以“减少冗官”，节省用度……
萧禧却坚决反对，以为“汉俗不与国俗同”，虽“三族一体”，但依然应当“以汉官、汉俗治汉人”……
萧惟信大赞辽主武功过于唐太宗，中兴大辽，劝辽主以“四海来朝”为志向……
萧禧却上表说“强邻环视”，要辽主“通好于南朝”，“不可复以二十年前之南朝视之”……
总而言之，二人之矛盾，几乎难以调和。
唐康知道萧禧曾经数次使宋，对宋朝之认识，自然远较于其他官员为深。而且他原是北面林牙出身，虽然契丹人往往不分文武，但是能做到林牙，在契丹人当中，便算是真正的读书人了。而他如今之官位，更被契丹人视为“文官”之首领。故此，在契丹要臣中，萧禧与北面林牙承旨赵思茅、翰林学士承旨室得臣等人，是极力主张维持宋辽通好的——那赵思茅与室得臣，亦非寻常大臣，据说近几年辽主之圣旨，十有八九，都是这二人主笔，凡有军国大事，辽主都会先征询他们之意见。
但萧禧等人对契丹朝政的影响力，却在这几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唐康一直认为萧惟信只不过是希望挑起更多更大的战争，以牟取更多的权力与功勋——对萧惟信这类人而言，他的权力、功绩、财富，都要靠战争与抢掠来满足，但从唐康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契丹内部，萧惟信一直都有很多支持者——契丹的国力欲是恢复、兴盛，这类的支持者，就越多。在几年前，契丹的新贵们还能从宋辽贸易中享受极大的好处之时，萧禧们还能压制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好战之徒。但这几年间，契丹国用日渐匮乏，金银缗钱，要么流入大宋，要么被贵人用来修建佛寺，眼见国内百货腾贵，民怨四起，身为南枢密使的萧禧免不了便成为众矢之的。而自辽主重新统一辽国以来，契丹几乎每战必胜，军力强盛之下，越来越多的契丹贵人，开始怀念耶律阿保机与耶律德光的时代……而对于宋朝趁火打劫，不再向辽国交纳岁币，更让许多人愤愤不平。一段时间内，只是惧于宋军大败西夏的强大，这些人还不敢轻举妄动——但随着宋军在益州颜面尽失，熙宁十七年以来，国内危机不断，千疮百孔，久怀不满的契丹贵人们，几乎都觉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候。
这一次辽国极力主张南侵的，除了南府宰相萧惟信以外，更有夷离毕韩何葛、北院宣徽使马九哥等重臣——这韩何葛乃是渤海人，而马九哥则是汉人，即是说，契丹国内主张南侵的势力，早已不限于契丹人。其势力之强大，绝非萧禧和他的那一班“文臣”可以相提并论。毕竟，契丹与大宋不同，契丹文臣的地位，总体来说，是比较低的。
因此，唐康心里抱的指望，是辽主耶律濬与卫王萧佑丹还能够保持清醒，唐康到大名府虽然不久，却也已了解辽主的关键。辽主耶律濬在辽国威信极高，其权力亦非大宋朝之皇权可以相比，是战是和，最终还是决于他之口。而在辽国，最能影响到耶律濬的，无疑便是卫王萧佑丹。唐康虽然并不知道详情，但他亦隐约了解到一些，石越遣范翔使辽，其中另有隐情。
他表面虽然做出一副很认真听范翔分析的神色，心里面却并未太当回事，他只想从范翔的言语神色当中，得到一些他的秘密使命是否成功的讯息。
“……重臣各持战和之策，人心未一……”
范翔继续在口若悬河的分析着契丹国内的形势，说着唐康早已了如指掌的事情……唐康眯着眼睛望着这位“告哀使”，心里面也在揣测着：他的语气如此肯定，究竟只是出于他那一厢情愿的乱猜，还是另有所据？
4
汴京。保慈宫。
高太后又望了一眼那一堆如小山一般高的未批阅的奏折，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停下笔，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伸出手来揉了揉眼睛。已经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她感觉左眼看东西有点模糊，奏状只要看久了，就头晕眼花，甚至能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但即便贵为太皇太后，对这眼病，亦只能束手无措——太医们看了好几次诊，但结果却是各说各的，聚讼纷纷，不同太医开出来的药方，几乎是南辕北辙。太医既然这么不靠谱，高太后便避过两府的宰执们，悄悄叫人找了几个高僧想办法，高僧们献了个法子，要她一日念数十遍的什么“光明咒”，念够七七四十九日，便可奏效，高太后依法施行，如此也有许多时日了，但到目前为止，亦是毫无效果。陈衍也私下里派人找了汴京的几个民间名医问诊，那些名医亦是没什么好办法，多数只说要患者“少用眼”，不可过度劳累，须多多歇息——但这个法子，即便是行得通，对高太后也不适用。这么大的国家，有多少事情，需要她来裁决。她当然可以将大多数事情交给两府处理，但她接过这个摊子不久，若一开始便如此懈怠，只怕时日一久，便容易被两府架空，到时候再想收回权力，可就难了。在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之前，高太后一时一刻都不敢放松，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这样才不会被臣下欺瞒利用。
更何况，如今朝局还如此“热闹”。
二月七日，“盐债敕”封驳案震惊朝野。政事堂一日三下敕令，门下后省一日三驳，政事堂旋即态度强硬，此事关重要，不容拖延为由，次日便将“盐债敕”交付廷议。
但是，对于“盐债敕”的反对的规模，也是超出了高太后的预料的。仅仅二月八日一天之内，弹劾石越卖爵的弹章，便多达三十余份。其中不乏重臣——御史中丞刘挚，便赫然在列。
二月十日，高太后在内东门小殿主持廷议，以刘挚为首的反对者气势汹汹，十几名待制以上的官员近乎威胁的表示，如若高太后赞同此敕，他们绝不再立身于朝廷之中。这些官员，要么是亲近的侍从，要么位居要津，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旧党”，高太后也久闻他们的名声，对他们颇有好感。
但当日廷议，司马光、范纯仁不惜引火烧身，公开替石越与“盐债敕”辩护，这对朝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旧党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虽然这些官员马上对司马光、范纯仁也大加挞伐，但无论是谁，都明白此时此刻，高太后将做何选择。仅仅在一日之内，高太后就迅速做出决定，罢梁焘、沐康，颁行“盐债敕”。
盐债敕虽然最终通过颁行，但风波却并未就此停息下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十一日，那些发出威胁的旧党大臣并没有善罢干休，纷纷上表，再次弹劾司马光、石越、范纯仁，要求朝廷取消成命。御史中丞刘挚更是请辞，自请出外。
高太后将这些弹章全部留中，又下旨劝慰刘挚。
但刘挚却并不买账，反而誓言绝不罢休。而除了刘挚外，其余诸人也没有任何就此收手的意思，有人怒而告病不出，有人锲而不舍继续上表辩驳，有人甚至跑去政事堂与司马光、石越理论……
甚至连清议也不支持石越——清议反对的理由，与当初门下后省的理由几乎相同。未入仕的读书人，既坚决反对卖爵，更公然质疑朝廷的信用，许多人都担心这不过是又一轮的巧取豪夺，或者说，为以后朝廷的巧取豪夺，开了一个坏头……
惟一的好消息是，据说自二月七日开始，界身巷交钞的价格便在不断的上涨——但高太后并不能明白那有何意义，她的内心中，反而更赞成刘挚在廷议中说的：“朝廷乃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商贾共天下！”
界身巷的什么事，高太后是漠不关心的，激起士大夫与读书人如此巨大的反对，才是令她怀疑与担心的。
然而石越却似乎没有半点动摇。而司马光至少在表面上，是坚定的支持石越的。甚至政事堂内部，表面上也显得很一致——原本高太后是以为至少孙固会反对的，但这一次孙固虽未很主动的支持石越，却也并没有站出来带头反对，这令她十分的意外。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管石越用的什么办法，他至少成功的说服了他在政事堂的同僚。
既然如此，即使高太后心里再怀疑、再动摇，她亦只能将这些藏起来。
仅仅在二月十五日，石越便顶着压力，以政事堂的名义，公布了发行盐债的细节，以及王安石在杭州成立都提举盐债司之事。
对于反对者来说，这如同挑衅。
甚至有一些原本沉默的人，也站了出来，指责石越“弄权”。王安石早已前往杭州的事公布之后，人们都明白了一个事实——石越对反对者毫无尊重可言。矛头对准了石越，熙宁初年关于王安石的记忆，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忽然再次清晰起来。人们相信这只是石越步王安石后尘的第一步。矛头也对准了司马光、范纯仁——尤其是司马光，虽然他在旧党中威望犹在，多数旧党或体谅他的苦心，或以为他只是为石越所惑，或者视情面而不忍相责，但依然有一些旧党的“君子”，几乎将司马光视为“言行不一”的小人，视为理念的“背叛者”，还有人甚至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在一些激愤的旧党心里，石越只是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而司马光，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而后者更加难以原谅。这可能是司马光有生以来，个人遇到的最大危机。
一方面是以御史中丞刘挚为首的旧党诸君子对盐债敕的反对，另一方面，却似乎是还嫌朝野的局势不够乱，不仅旧党、石党中支持司马光与石越的官员也纷纷上表为马、石辩护，许多新党官员也不甘寂寞，许多新党官员的奏折，与其说是为了支持盐债，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机会出一口胸中的恶气，甚至一些奏折中，试图挑拨旧党与石党关系，从中牟利的意图，根本不加掩饰。这些人打着支持盐债的名义，对反对者大加抨击，乃至冷嘲热讽……高太后虽然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却又投鼠忌器——在表面上，她只能站在支持盐债的官员这一边，否则，事情将不可收拾。
而所有这些官员中，最为活跃的，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这个同时受到司马光、石越欣赏的“新贵”，自任权知开封府后，便因封建之事，很快令得高太后不太满意。而如今，更叫高太后感觉此人乃是“喜生事”之人——蔡京不仅极为卖力的为盐债辩护，而且还公然抨击门下后省制度！他接连上表，以为门下后省制度，导致事权不一，殆误国事，建议左右仆射兼任门下后省长官。
在高太后的心里，蔡京的这个建议，倒并非不好。倘若两府的宰相们，都是由她亲自任命，她对两府有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那么，蔡京的这个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但目前的形势，高太后却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任何增强宰相权力的建议，她都不会去考虑。
高太后需要考虑的是，蔡京究竟是自己想拍司马光与石越的马屁？还是受了他们的暗示，来试探自己？
但不管是何种原因，高太后此时都后悔自己最初的迟疑，即使只是蔡京想拍马屁，她的批答亦应当强硬果断，只有干脆、不留余地的驳回蔡京的建议，才能够有效的阻止后面源源不断的想拍司马光、石越马屁的人。
高太后也明白，有不少人当官，靠的便是揣摩上意。眼见着因为给事中们，司马光与石越惹上如此大的麻烦，以他二人如今的权势，多的是人主动出头，来替他们铲除后患。更何况，给事中本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官职。
于是，她只是头两次批答时语气不够坚决，便惹来蔡京接连上表，而短短几日之内，竟然果真有官员应声附和！
这又是一个教训。
高太后闭着生疼的双眼，在脑子里草拟着批答的辞句。这一次，既不能伤了司马光、石越的面子，又要叫蔡京死心，从此不再提起，用辞语气，的确都颇费周章。
这一切，从应付乱成一团的朝局，到批答奏折时的用辞，还有每况愈下的左眼，都让她感觉到一种力不从心。高太后心里越来越渴望找一个合格的帮手，但是，她心里仍然还在时时戒慎恐惧着。她对任何臣下的依赖，都会成为她致命的弱点。她也不想在她垂帘的时期，留下私人干政的话柄，外朝士大夫的力量如此强大，若果真在内朝中有私人干政的事情传出，对她只怕不会有什么好处。
但是，她到底只是个老妇人。
从大的方面来说，对于朝中政事，她需要咨询意见——不仅是外朝的大臣们的，所谓兼听则明，以大行皇帝之智慧，也要派遣内侍出去了解民情政情。而高太后不仅仅需要了解政情民情，还需要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设身处地的替她出谋划策。士大夫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许多时候，都与她相差甚远。
从小的方面而言，她也需要有一人，能替她念奏折，说明事情的原委，让她的眼睛得到一些休息。也需要有人能根据她口授的旨意，写成恰如其分的批答，如此，蔡京这样的事情，才不会重演……
她很盼望身边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老实、规矩、听话，不致于激起两府与士大夫的反感，最好生性恬淡，也不会利用这种特殊的权力兴风作浪，并且自己能够可靠的加以控制，绝不至于脱离自己的掌控……
但是，尽管高太后心里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人选，她却难以下定决心。
高滔滔不能这么轻易就被眼疾打倒。
虽然有点力不从心，但高太后相信自己尚能克服。也许，念过七七四十九天光明咒后，我佛慈悲，真的能有神效呢？
想到这里，高太后勉强又提起精神来，提起朱笔，细想了想，在蔡京的奏折下面继续批道：“……国初祖宗故事，给事不过寄禄之官，原不与封驳之事，先帝定官制，乃设后省琐闼[177]，省读奏案，驳正违失……”
只写了这么几句话，便觉手腕酸疼，又停下笔来，抬眼却见陈衍正轻手轻脚的走进来。因问道：“题目可要来了？”
“是。”陈衍连忙尖声应道，趋步走近，将一份封好的文书，双手呈到高太后案前放好。
高太后点点头，将蔡京的奏折合起来，丢到一边，一面说道：“迟早需得修一座正正经经的贡院才成，各州解试还好，如今还可以腾出州学来考试，可堂堂省试，却依旧……”
说到这里，她不由得摇了摇头。其时科举虽然渐受重视，但自建国以来，大宋朝无论是解试还是省试，不仅考试时间还不是非常稳定，连考试之场所，都无一定之所。不论寺庙、廨舍、亦或是学校，哪里房子方便，便借用哪里的当成临时贡院，进行考试。熙宁十八年的省试，便是在汴京的开宝寺举行。而按照惯例，因为皇帝驾崩，这一年将不会进行殿试，省试的名次，便是最终的名次。因此——亦是因为此前那些贡生的“醉酒闹事”事件——高太后对这次省试，也极为重视。政事堂推荐翰林学士安焘知贡举事，高太后虽然勉强接受了，但并不太满意，又钦点了尚书左丞钱勰、副都给事中胡宗愈同知贡举。
垂帘未久的高太后，对外朝的大臣，依然还处在一个慢慢了解的阶段。她小心谨慎的提拔着有才干的“正人君子”。高太后有自知之明，她知道真正德行兼备的士大夫，是不太可能成为自己的“私党”的，但她也并未想过要在朝中成立自己的私党。只不过，任何时候，朝中自然都是贤能越多越好。而她亲眼看准了的人，她会更加放心。
尚书左丞钱勰便是她亲自拔擢的第一位重臣。此前一直在地方担任转运使的钱勰，出身名门，乃是吴越王钱氏之后。钱家在大宋，亦是世代显贵，不仅其族中子弟屡尚公主，而且中进士、或者开制科而历任朝廷重臣者，同样不胜枚举。
对于高太后来说，钱勰的确是她易于了解的外臣。此人敏于吏事、廉洁刚正、坚决反对王安石之新法，而且最重要的是，钱勰还以博闻强记出名，亦颇有文名——自垂帘后，高太后最迫切的希望之一便是有一个自己可以信任的翰林学士……
因此，令几乎是到尚书左丞任上履新的钱勰同知贡举，亦是一举多得，既是为了保证省事不要出乱子，又可以给钱勰的履历上，添上重重一笔。
至于胡宗愈，乃仁宗时名臣胡宿之子，系出晋陵名族，在熙宁初年便因反对新法，一直在州县为官，高太后点他同知贡举，主要却是因为别的原因——因为负责贡举之官员，一旦选定，便要径赴贡院，实行“锁院”，直到奏名放榜，才能出院——所以，在“盐债敕”封驳案爆发后，高太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位声望极高的副都给事中，以一个他无法反对的理由，“关”进了贡院中。
但即便安插了两位同知贡举，高太后依然还不是完全放心。虽然惯例上省试出题乃是内帘官的权力，可出于谨慎，高太后还是特意在引试[178]前，遣人去要来省试的策论题目。因为盐债的事情，朝廷乱成这样，谁也无法保证那内帘官不出什么岔子，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位副都给事中——她实在不希望有人借着给省试出题的机会，再次激化矛盾。但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如果胡宗愈拒绝给她题目，她又岂止是讨了个没趣而已？
幸好如此尴尬之事，并未真的发生。
一旁的内侍此时已小心的将文书启封，然后远远的退到一边。高太后从中抽出一张纸来，又瞥了一眼殿中，眼见不可能有人能看到纸上的内容，这才缓缓的打开。
远远的站在下首叉手侍立的陈衍，这时也不禁悄悄抬起一点头来——虽然明知道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但是那毕竟是一张主宰着数以千计的读书人命运的纸——他看见高太后的视线落在纸上，然后……仅仅在一瞬间，他看见高太后的脸色，便那么凝固了。
过了半晌，他才见高太后抬起头来，脸上的神情，非常的难看。
“召韩忠彦！”
5
大名府。
“范仲麟是这么说么？”坐在大名府通判唐康的官邸内的，赫然竟是职方馆河北房知事文焕！此时他头带交脚幞头，穿了一身红色的锦袍，腰间系着蹀躞带，脚上踏着长靿靴——袍子虽是右衽，但其余穿着，却全是契丹风俗，这俨然便是来往于宋辽之间的宋商模样。
这样的装扮，若在汴京，不免会引人侧目，但在大名府却是再平常不过，这里乃是宋朝商人与北边贸易之重镇——往契丹贸易的宋商会在此最一次旅途的休整，而辽国过来的商人，也往往到大名府为止——因为在这里他们基本就能买齐他们所需的全部货物，只有极少数的辽商，才会更进一步的南下。因为辽人——不论是契丹人，还是汉人、奚人，都受不了宋朝南方的湿热，甚至连汴京的气候，他们都不是十分习惯。而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到汴京购买货物，虽然品种的确远远较大名府丰富，但对大部分的货物来说，不仅路途更远，也比大名府的更贵。有了如此特殊的地位，在大名府充斥着宋商、辽商，也是理所当然。这些商人上则结交达官贵人，下则出入市井闾巷之间，要想行动方便而不引人注目，无疑做这种所谓的“北商”打扮，是最自然的。
实际上，文焕的公开身份，便是一家专事皮毛、药材生意的小店掌柜——宋朝有不少这样的商人，为了收到珍稀的皮毛、药材，甚至会深入到辽国的上京去，这些商人经常不顾禁令，私自运送弓箭、佩刀、斧头、农具等等铁器出境，因为越是深入辽国境内，这些东西就越是受欢迎——尤其是女直、阻卜等部族，一张在宋朝极为普通的弓，在东海女直部那里，便可以换来两张甚至三张上好的虎皮！当然，这样的生意自然不会太安全，一旦被查获，无论是被宋朝还是辽朝查获，都不会有好下场。辽国颁布法令严禁外国商人与契丹、汉、奚三族以外的任何部族交易，一旦查明，不仅货物要被没收，交易的双方还会被砍断双手、割掉鼻子，以示惩戒。一般被抓获的宋商，都会被押到辽国南京析津府后，再当众砍手割鼻。不过，至少到熙宁十八年为止，严刑峻法并未能令这种贸易销声匿迹，做这种贸易的宋人，大多是河北路的无赖泼皮，或迫于生计，受雇于人，或欠了一屁股的债，只得铤而走险，他们很难拒绝其中的暴利——只不过大部分的宋商都学会了交几个当地的契丹朋友、懂得如何有效的贿赂契丹官员。
同样的，贿赂宋朝官员，亦是他们必做的功课。
因此，在河北路的许多衙门中，都可以经常看见文焕这样的商人。
在大名府，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唐别驾[179]每三日都会召见一些北商，向他们询问契丹的风俗民情。但没人能想到，这些北商中，居然还藏着一个职方馆河北房知事。要知道，很少有职方馆官员能与地方官员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按相关法令，文焕在河北路只受转运使刘庠管辖，他若向文焕透露任何情报，都是违制的。
但这两个人显然都不是遵章守纪的典范。
“半刺上回问我的事，在下已经差人查过了。”文焕一面喝着茶，一面慢悠悠的说道。
“如何？”
“范仲麟使辽，除了担任告哀使外，还将一个叫柴远的人，引荐给了朴彦成。”
“柴远？”唐康努力的思索着这个人名，他感觉似曾在哪里听过，但却一无所获。
文焕脸上露出一种淡淡的笑容，“碰巧我弄到一份情报，半刺一定有兴趣知道这个柴远的背景。”
这份情报并没有他口里说的那么简单——自从接任河北房知事后，他的首要任务，便是清查内奸，并想方设法派人接近辽国通事局，但是，因为怀疑河北房有奸细，初来乍到，他几乎不敢信任他的任何下属。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他都不敢向下属透露。但是文焕不能不感叹自己运气不错——也许是他的坏运气在西夏已经用光了，他上任未久，司马梦求与前任河北房知事费尽心机的努力，终于见效，他们成功策反了一位通事局的笔砚郎君。虽然此君官职不高，无法知道极机密的事，但总算聊胜于无。此君无法主动替职方馆探查什么，但每隔一段时间，会弄出几件他认为有价格的情报，卖给职方馆。
虽然文焕与他的顶头上司职方馆知事种建中都怀疑这根本是萧佑央的反间计，但不管怎么说，了解一下萧佑丹想让自己知道些什么，也是一种乐趣。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种建中与文焕太过敏感了，因为二人原本也有类似的计划，只是苦于对通事局了解太少，暂时无法实际实施而已。
不管怎样，有关柴远的情报，的确是他们从通事局内部得到的第二份情报。
不过，这些当然没有必要让唐康知道。
“这个柴远，似乎与石相有关。”文焕一面说，一面观察着唐康的表情，但唐康却并无惊讶之色，“此君是后周柴家的后代，不过既非世宗后裔，亦非国宾崇义公一系，而是世宗胞弟柴华一脉。”
不想此时唐康却面露讶色，“国宾崇义公竟不是世宗之后？”
文焕不想唐康竟问起这无关的事，只得摇了摇头，苦笑解释道：“当今崇义公实是世宗胞兄之后，倒是高唐柴氏才是世宗一系。”
“原来如此。”唐康心里忽然有点不舒服，与出身官宦世家的文焕相比，在其他种种方面，他都不会有任何逊色。但惟有在这些谱系典故方面，商人之家出身的唐康，却是无论如何努力，也比不上的。凡是涉及到这种大族的谱系、联姻，休说什么周世宗，便是大名府的那些豪族，他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但那些望族家中随便一个纨绔子弟，却能如数家珍的说出来。
文焕自是难以明白唐康的这些心理。
大宋朝不是一个由世家豪族掌握的国家，即使也存在所谓的名门望族，大多数也是依靠族中子弟能代代考上进士才能维系，只要子孙不争气，家族便可能迅速衰落下来，因为中进士或者不中进士，这种事情似乎是能传染的——族里有一个人考上，往往就好几个兄弟都会考上；而只要有一代没人能考上，便可能几代都考不上。因此，即便出身于官宦之家，文焕亦没有世家子弟的自觉。更何况以他的经历而言，任何骄气，都早已在西夏做“叛逆”之时，磨得干干净净。如今的文焕，根本不可能再有任何虚荣的想法，对他来说，能够回到国内，让家族恢复名誉，已经心满意足。
“此君似乎并不爱出风头，他的生意做得不小，但是却没几个商贾知道他……”文焕又将话题带回正轨，“至少我认得汴京、大名、杭州的几个大商贾，便无一人听说过他的大名。”
不露富的商贾所在多有，这并不算奇怪。
“但可以肯定，石相认得柴远。他是青白盐的一个大盐商，虽然很少露面，但青白盐当年便是石相主持，而据说他这两年曾多次出入相府。”
唐康忽然瞥了文焕一眼。
文焕这才觉察到自己的话里有毛病，他连忙又解释道：“这是别处的情报。”
职方馆可没有胆子随便监视国内官员，更何况那是堂堂右相府。但通事局并无此顾虑，实际上职方馆在辽国也这么干，在卫王府四周布置一两个探子，记下出入卫王府的各色人物……不过这并非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职方馆的探子便不敢每日都去，但他们亦不可能为此花费太多的人手——职方馆并不充裕。因此，文焕不知道是应该感叹通事局干得不错，还是应当骂职方司太饭桶……如果哭穷的话，怎么样也应当是通事局先哭才对。
不过唐康并没有纠缠此事。
“你的意思是柴远实际是家兄差去的？”唐康皱眉道：“而此事连职方馆亦不知情？”
这可不是我的判断。文焕没有把这话说出来，“或许是在下阶级不够高。”这不算假话，至少朴彦成就不归他管，如今驻辽使馆那边，几乎要另立一套人马，与河北房分庭抗礼了。
“只怕不是因文郎阶级不够高。”唐康摇着头，“他姓柴应当只是凑巧，但派他去辽国却又是为何目的呢？”
“文郎可知柴远到辽国后，除了朴彦成，又见了何人？”
“那可真不少。”文焕笑了起来，“无干紧要的人不说，亦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四萧王他便见了三个。”
唐康吃了一惊，“看来此君亦非泛泛之辈。”
“在下不知道他给三萧王灌了什么迷汤，能查到的是他给四萧王各送了一份厚礼，但那份礼物，似乎尚不足以令萧禧四日之内，三次接见他；更不足以让萧佑丹与他谈了足足半个时辰之久的话。”文焕笑道。从这个角度说来，范翔的乐观，也许是有道理的。
“如此说来，若这柴远果真是家兄所遣，那他竟是个说客？”唐康讶然道，“叫一个商人做说客？”
他再次重重的摇了摇头，“那章惇呢？”
“章惇的使命倒是极清楚。”文焕回道：“他除了告知辽人皇上登基，太皇太后垂帘以外，便是负责与辽人谈判密约。”
“密约？”
“章惇将责问辽主为何大举聚兵，要求辽主表明态度，立刻撤兵。若辽主肯维持两朝和好，朝廷愿意给契丹一些好处，包括每年格外以十贯一头的价格向契丹买牛五万头，以一贯三百文每口的价格买羊二十万口；以绢每匹八百五十文、紬每匹七百文的价格，每年各额外卖给契丹十万匹；此外卖给契丹的还包括茶、香、矾、砂糖若干……大概来说，买契丹牛羊，皆用汴京之市价；而卖给契丹之绢、紬、茶、香、矾、砂糖等物，则皆是朝廷和买价格，平均较之市价要低五成不止。且双方约定可在雄州交割，若算是运费——只怕当年给契丹的岁赐，亦不过如此，只不过较之岁币掩人耳目。惟一可安慰者，朝廷谕令章惇，此约只以五年为期，五年之后，两朝需另行续约……”文焕语气中的不满，溢于言表。
这的确是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条约——仅以绢、紬而言，就相当于宋朝每年白送契丹近二十万贯。当然，这比庆历增币以后，宋朝每年要白送契丹绢二十万匹、银三十万两要好——当时宋朝同样也是要送到雄州交割的。庆历以后的“岁币”，折价约合缗钱高达七十万足贯，而这次朝廷的付出，大约也不至于那么多。而最重要的，自然是文焕所说的“掩人耳目”——如此密约，只要不泄露出去，几乎便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是即便泄露，冲击性也比“岁币”之类，要小得多。
在先皇帝励精图治，终于取消屈辱性的岁币之后，以如今宋朝之国力，哪怕内部危机不断，只怕也没有任何大臣能承受得起再次向辽国交纳岁币的责任。
其实能花几十万贯消灾约祸，买下五年的清静，亦是值得的。虽然没有准确的帐目可看，但唐康到大名府后的观察，以如今的贸易规模，他估计宋朝官私商贩，每年至少能自宋辽贸易中净赚辽人七八十万贯——倘若果真打起仗来，这笔收入便没有了。
宋辽之间为了每年区区几十万贯的收入而打仗，的确很荒谬——这笔钱对契丹虽然重要，但对如今每年中央赋税收入便高达七八千万贯的宋朝来说，真的只是九牛一毛。
战争的结果谁都知道，两败俱伤。
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让人一想起来，心里却是总是不舒服。
唐康并不希望看到辽人南侵的局面，他倒并不反对宋辽开战，只不过他希望宋朝是主动的一方，由宋朝来选择时间，大举北伐。而且，他既清楚国内目前的局势，亦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微妙——于公于私，他都不愿意看到此时发生战争。
但是，只要一想到所谓的“两朝通好”，是用这样的条约换来的，而且还是宋朝主动去求辽人，他心里便怎么想怎么别扭。
既然是两败俱伤，为什么妥协的要是我们？为什么妥协的总是我们？！
如何去算这笔账是一回事，但是，唐康总觉得，为国家天下考虑，全然不算账，自然不成；但永远都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只怕亦非谋国之道。
有些时候，是需要什么账都不必去算，只管拨出刀来砍便是的。
在这件事上，韩维才是对的。
他心里面腹诽着，但终是什么也没有说。
这一定是司马光的主张，大哥只是迫于无奈才妥协，所以大哥才会加上那五年的约期……
6
内东门小殿。
“周以封建立国论！”韩忠彦惊讶的望着手中省试策论的题目，这才真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不用抬头去看珠帘后，也可以猜到高太后的脸色不会好看。
但高太后却看不见韩忠彦脸上的惊讶之色，她几乎是尖着嗓子质问道：“韩卿，此当是两府之意……”
韩忠彦乍听此言，几乎是一个激灵，“太皇太后何出此言？臣实不曾闻两府有此等事……”
“韩公休欺吾老妇，吾[180]已遣中使往贡院问过，此题实是安焘所定，钱勰、胡宗愈不过附议而已。”她心里极是懊恼——百密一疏，她只想着提拔钱勰，却忘记钱勰原是赞成封建之议的，以钱勰的性格，要他主动挑起事端，固然不太可能，但指望他违背自己的心意去讨好高太后，高太后亦不能做此想。至于胡宗愈，他对封建的态度，以前高太后并不清楚——但如今却是很明白了。
但高太后怒火，却全部发到了安焘身上。
毕竟，此事完全是安焘挑起的。
只是，高太后亦颇疑心，安焘也许不过是承两府宰执的密谕——当初可是政事堂力荐安焘为知贡举事的！
“太皇太后！”她这话说得严重了，韩忠彦连忙跪了下来，顿首道：“臣之事君，犹如子之事父，臣等于太皇太后、皇上，绝不敢行此无父无君之事。纵偶有议事不合，亦当死谏，取舍定否，一决于上，又岂敢对君父弄权术，挟清议以要君？望太皇太后明鉴！”
“卿纵然不至于此，他人又岂能尽信？”高太后依然没好气。
但韩忠彦的声音却高了起来，“若太皇太后以为两府有此弄权之臣，则请太皇太后明示，将之逐出朝廷，窜之四荒，以正朝纲。”
高太后猛的涨红了老脸。
却听韩忠彦又说道：“太皇太后出此语，是有疑宰相之心。此必不出于太皇太后本心，其中定有小人挑拨离间于君臣之间。孟子尝言，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父母。君臣之间，犹如手足父子，当赤诚以待，若相互疑忌，各用心术，非社稷之福。臣以不才，蒙太皇太后错爱，忝列两府，日夜思肝脑涂地，无以报太皇太后、皇上者。今两府诸公，虽性情各异，才具有高下，见识有高低，然所忠于太皇太后、皇上者，则臣以为与臣无二。”
韩忠彦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半晌才听帘后悻悻说道：“韩卿所言皆正理。吾失言，卿毋以为怪。”
“臣岂敢。臣以微才薄德，得以侍奉太皇太后、皇上左右，是臣之幸。若臣所侍奉者为庸主，臣为此言，已死无葬身之地矣。”
韩忠彦又颤声说道：“臣斗胆，有肺腑之言，敢呈于太皇太后面前。”
宋代垂帘之制，宰执在内东门小殿奏事之时，可以屏去左右侍卫，只留下一二心腹内侍。因为高太后与韩忠彦的话，便少了许多顾忌，但这番对答，已是令在殿中侍奉的陈衍脸色发白。
他站在帘外，正对韩忠彦，眼见他浑身都微微颤抖，已是猜到，韩忠彦接下来要说的，将是更加胆大包天的话。
帘后也沉寂了一小会，高太后才说道：“卿有何言？尽可直陈。”
“谢太皇太后。”韩忠彦重重的顿首拜谢，他也不敢抬头，马上便说道：“臣万死。敢问太皇太后不欲朝野议论‘封建’之事者，果真是不欲生事么？臣以为非也！太皇太后所以不愿听到‘封建’二字者，臣以为所为者，雍、曹二王也。然臣冒死直言，果真能保全雍王者，果真能令二子孙后代富贵永继者，亦‘封建’也。太皇太后若不愿行封建事，则太皇太后在时，雍王可保无事，太皇太后千秋之后，雍王亦死无日矣！”
帘后再次沉默。陈衍如同雕塑一样站在那里，但额头上却微微浸出冷汗来。
半晌，方听帘后高太后承认道：“固是为二王计，亦是为朝廷安静。”
“若是为二王计，以太皇太后之明，臣愚昧，不知太皇太后为何不肯速定封建之策？”
“海上行舟，非安全之地。况海外瘴疬地，二王素养尊处优，纵平安抵达，只恐亦难长寿……”
“唐时皇子贬瘴疬地者多矣，以贬责之身，而多能返回长安。况二王纵往海外，亦是一国诸侯，更非诸李可比。且太皇太后以为，汴京果真安全过海外？瘴疬虽可惧，然终不及鹤顶红、牵机药！”
韩忠彦已是彻底的豁出去了。他这么无所顾忌的直言，虽主要是因为忠心，但亦是因为雍王之事若能得到彻底解决，待小皇帝亲政之后，他亦能铲除一个心腹大患。小皇帝那边的情况，他亦略有所闻，虽然他所作所为，并无私心，然保全雍王，他终究是主力，若有人在小皇帝那里进谗言，十几年后，韩家是何下场，可也难说得很。
当然，在他心里，亦的确是想竭力调和太皇太后与小皇帝两方面的关系的。若全出于私心，他也不会有勇气为十几年后的事情，在此时去冒更大的风险。
太皇太后若是恼羞成怒，他韩忠彦立时便要没了好下场。
说已出口，韩忠彦突然间，竟又生出几分惧意与悔意来。似乎自己说得太直接了一点。他跪在殿中，静静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但他伏着身子等了很久，帘后的高太后却并没有发怒，高太后的声音中，反而带着征询的语气：“若老妇死前，给官家留下遗命……”
“太皇太后又可能保证其时官家身边没有欲借此事富贵的佞臣？自来小人无孔不入，纵官家无此意，只恐到时雍王亦难自安。”
帘后再次沉默了。
不用去想欲生事的小人，只需想想向太后、王氏的态度就成了。
韩忠彦又说道：“官家年岁渐长，有些事终是瞒不过的。章献明肃太后之事，太皇太后岂可忘了？”
高太后心头一震。
韩忠彦说的乃是仁宗皇帝的事情。章献明肃刘太后，乃是大宋朝第一位垂帘听政的皇后，当年仁宗皇帝本是李宸妃所生，但直到章献明肃刘太后病逝，这件事都被瞒得天衣无缝，仁宗一直都以为自己是刘太后亲生。但是刘太后一死，向仁宗揭发此事，甚至攻击刘太后的人，内则亲王，外朝大臣，竟是数不胜数。当年若非刘太后用宰相吕夷简之策，在李宸妃死后，以一品之礼葬之，只怕刘家满族，都不会有好下场。
仁宗皇帝乃是刘太后亲自抚养长大，而且仁宗一直视之为生母，母子情谊非比寻常，犹如此易受离间。何况她与官家之间，还隔着向太后、朱妃？
“然封建果能弥祸？”
“官家聪颖，实由天授。太皇太后保护官家既尽力，小人便难以构隙其中。纵先帝在，以先皇帝之友爱，亦当如此处分。所谓日久现人心，太皇太后与官家相处，年岁尚久，皇太后、太妃亦贤而知礼，又岂能不知太皇太后苦心？”
殿中又沉寂下来。
过了很久，才听高太后说道：“卿且退去罢。”
韩忠彦连忙叩头谢恩，退出殿中后，他才惊觉，自己的内衣，已经全部湿透。
回到府邸，韩忠彦吩付了下人不得打扰，便将自己关进书阁。他亲自焚了一炉香，然后盘腿坐到书案前，缓缓的磨起墨来。
他很想学学古代名臣的风范，平静从容的写好遗书，等待诏令的到来。
但是，他的心情却也很难平静下来。他的脑海中，一会儿是贡生骂他不忠的场面，一会又是高太后严厉的眼神，一会又是他死去的父亲为曹太后撤帘……
我是遗命辅政大臣！韩忠彦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他一生都会记得听到高宗皇帝遗诏时的心情——尽管在先帝生前他便很受信任，但他却从未想过，原来皇帝是如此看重自己，他从未想到过，原来在皇帝的心里，他是与王安石、司马光、石越一样重要的、值得信赖的大臣！
若说先皇帝驾崩之夜，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家教，那么此后，韩忠彦的所作所为，却有更多的原因——对先父韩琦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平叛后的赞誉与荣耀，受命为辅政大臣后的感激……
一夜之间，韩忠彦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要求。
所以他才敢自作主张，保全雍王。
直到今日……
回想到他竟然公然对高太后说出“鹤顶红”、“牵机药”，韩忠彦就觉得自己疯了。他甚至想找面铜镜来看看，看看镜中之人，还是不是他自己？
看起来高太后并没有责怪自己。
所以，虽说天有不测风云，但他终是觉得写遗书很可笑。
但韩忠彦暗暗告诫自己，绝不可在任何场合再主动提及封建之事。他要全当今日的事，完全没有发生过。
7
熙宁十八年，三月。
尚书左仆射府。
早春的阳光，透过窗外的竹林，投射在司马光的书阁内，书阁里处处都透着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清新明亮。阁外，几只燕子互相追逐打闹着，在翠绿的竹林间，高飞低掠。
这种春日的明媚，令司马光忽然间诗兴勃发。他快步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想要写一首诗记录下心中的感触，但他刚要落笔，却又摇了摇头，苦笑着叹了口气，终究还是笔重又放了回去。
司马光自嘲的笑了笑。一直被繁琐的政务所纠缠，虽然一时诗兴大发，但待到落笔，才知道自己一时间竟已写不出好诗来。但他亦不想浪费这大好的光阴，停了一下，便快步走到书架前，抽出日记，重又回到书案前坐了下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才是司马光真正的理想。《资治通鉴》所记录的历史，只到宋初开国。司马光一直有个愿意，希望在致仕之后，能够写一部宋朝的国史——这部国史的范围，将不限于各朝实录与国史馆所修的国史，它的材料将更加丰富，立场也更加公允。因此，十几年来，司马光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将他听到的、看到的，他认为有史料价值的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在每一条记录下，他都明确的记录下这是他在何时何地，自何人口里听到；另一件事便是写日记，记下他为政十几年间的点点滴滴。任何人看到这本日记，便可以对熙宁一朝的政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两件事情，司马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着，从未有过任何的懈怠——哪怕在他意识到自己致仕以后，恐怕将不会再有精力去写一部史书之后，司马光也没有停止下来。
他将这两本笔记，珍之重收的收藏起来，即使是家里的子侄，也从不许他们翻看，几天前，他又在笔记的第一页上，加上了遗言，禁止后代在三代之内公布这些笔记。
这即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祸端，亦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记录，更加公允。
司马光将日记在书案上放好——他的日记已经累积了几十卷，这是最新的一卷，是从新帝柩前即位那一日开始的。他将这一卷日记小心的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时日，竟已经缺了六日没有记录了。
他决定趁着这难得的空闲，补上这几日的日记来。
他一面整理着思路，一面翻到前几页的日记。
“……知开封府蔡京等上书，请以左右仆射兼门下长官，余与右相越上表，以先帝改官制，欲凡军国事，两府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京言不当。先是……”
他不觉又摇了摇头，目光移到下面一条。
“……以端明殿学士判河阳府曾孝宽为兵部侍郎，右相越、侍中安石荐。以曾孝蕴为蜀币局丞。孝蕴，曾宣靖公从子，太府寺少卿张商英荐。”
王安石很欣赏曾孝宽兄弟，现在看起来，石越对曾氏兄弟也青眼有加——司马光认为这正是石越为政的缺点之一，在选拔人材方面，石越不太重视文章，司马光也是赞同的，但过于重视吏材，而很少考虑德行，却令司马光无法苟同。曾氏兄弟，包括都水丞曾孝广，的确都颇有吏材，但在德行方面，却并无令名。
司马光快速的跳过这一条，目前来看，曾孝蕴处置事情还是极为得当的，而眼前最重要的，便是蜀币推行顺利。
后面几条，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司马光扫了一眼，便翻过这一页。
但接下来几条记录，却有些刺目。
“……太府寺详定各路、府、州、军、监、县盐债额……”
“……京师发行盐债。知开封府蔡京面奏言，开封府界，三日之内，发行盐债六百七十万八百贯，士民踊跃，请增京师盐债额至八百万贯，并请比京师例，增上县盐债额，免下县盐债，下县士民欲购盐债者，可令京近州县购买。诏依蔡京所奏，令太府寺重定各县盐债额以闻。帘后并赐玉带褒之。”
“……言者论知开封府蔡京发行盐债，强行抑配，诏京分析[181]。”
“……殿中侍御史吴兰等三人以诬蔡京，责授监某州场税……”
“……天章阁待制韩周、文选司郎中范放……等十人，以论发行盐债不听，自请出外。诏可……”
这实是司马光入仕以来，最苦涩的事情之一。
韩周、范放等人，许多都与他关系极好，不料因盐债一事，竟然闹得割席断交。而在明面上，司马光却还不得不坚定的站在石越一边。发行盐债一事，对当今朝廷的财政来说，实是至关重要，不容有失。有了这笔钱，连司马光都觉得底气要足了许多。
以汴京为例，在蔡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卖出六百七十多万贯盐债以后，太府寺旋即在曾布的主持下，与钱庄总社达成合作，钱庄总社每年向太府寺交纳其存款总额的千分之一，并将其往来帐目抄送太府寺审查，以换取太府寺为钱庄总社下属之钱庄提供存款保证，即使钱庄倒闭，太府寺亦替所有储户提供上限为五百贯的赔偿——就此迅速平息了汴京钱庄的挤兑风波。而与此同时，交钞的购买力也稳步上升，虽然还很难与铜钱相提并论，但市面上的交钞，毕竟又渐渐多了起来。
这已是自交钞危机以来，司马光所见着的最好的状况。
然而这并不能封住反对者的嘴。司马光的许多老友，更关心的却是汴京渐渐多起来的开国男、诰命，甚至汴京还多了两个开国子，这是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许多读书人的骄傲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对于读书人来说，他们十载寒窗，想的就是一朝成名，光宗耀祖，很多有节气的士大夫，并不在意自己的官位，却盼望能替自己的母亲讨个诰命，替自己的父亲要个封赠——但如今，这些在一夜之间打破，一个诰命只值二万贯盐债，一个开国男，只值十万贯！
这岂止是不利于淳厚风俗，简直可以称为伤风败俗。世风已经日下，被寄予厚望的司马光，却还要雪上加霜。
而且，发行盐债的过程也激化了矛盾。先遣王安石去杭州，已是令人感到侮辱；而封驳案中，石越更形同独断专行，不容异议；最后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推行——这与王安石当年简直如出一辙。
而结果也是一样的，蔡京在汴京发行盐债，已招致攻击，据说蔡京派开封府的公差、府兵，强行将汴京最有钱的一百多个富户——包括经常出入界身巷的豪商、熙宁蕃坊的大掌柜，还有凡是家里娶了县主的富人等等一起请到陈州酒楼吃了顿饭，然后便卖出了六百七十多万贯的盐债，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与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时，有什么区别？简直形同劫掠。
又是一个青苗法。所不同的是，这次蔡京强行抑配的，只是那些有家藏万贯的豪富之家。但在汴京是如此，在其余州县呢？难免许多中产之家，只怕将要落得家破人亡。
但司马光却认为这样的批评，难称公允。
或许蔡京的发行盐债时，确实令有些富户不满，但是司马光也暗中遣人去调查了，在开封府超额完成任务后，还有些富户想方设法想要买一份盐债，以换回一个诰命或者开国男……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有凭有据——陈州门附近有一唤作李阿三的，由寡母带大，辛苦攒下家产不过三万多贯，为了给寡母得到一个诰命，卖掉许多田宅，买下了两万贯的盐债；南薰门张家的小儿子，乃是小妾所生，虽善于经商，积下不少家财，但平时生母在家里却常受人欺负，此番为了替生母买个诰命，找人说项找到太皇太后身边的陈衍那里了……若说不能淳厚风俗，这弘扬孝道，难道不是淳厚风俗么？况且若无这些事情，蔡京纵想出风头，亦不必主动要求增加盐债定额到八百万贯。而且，在奏对时，蔡京亦担心中产之家的事情，还特别请求朝廷免去下县的盐债额——若说是劫掠，那也是劫富济贫，劫富济国，何况，这只是借债！这笔钱，朝廷是要连本带息归还的。
但是，司马光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
连刘挚都斩钉截铁的认为这是恶法恶政，不仅开一坏的先例，败坏风俗，还将造成许多中产之家破产！
而司马光也认为，大多数反对的官员怒气难遏，不肯妥协的原因，实是因为石越的傲慢。这一点，让司马光心里至今耿耿，若是当日石越肯妥协一下，花点耐心说服梁焘、沐康，那么事情也许就不至于越来越恶劣，以至于最终要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推行盐债，还要付出十几位司马光平素所欣赏的大臣因不合作而被迫同意他们出外担任地方官的代价！
这其中还包括一个勉强留任，但却并未妥协的御史中丞！
此事已然在朝中造成了巨大的裂痕，在旧党内部造成了公开的分裂。
司马光不愿意去怀疑石越，他不愿意猜忌他是否早有预谋。他只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必须站在石越一边，先来挽救这个国家的财政。但他也可以预料到，随着盐债的推行，争议与反对不会减少，而只会越来越多。
他的目光在日记上停留了许久，反复思忖，终于还是提起笔来，用蝇头小字，在一页裁好的白纸上，详细补记下有关开封府发行盐债的种种事例，每写一页，便小心的放到一边风干。平常晾干墨迹，用线装订成册，都有下人来做，但他的日记，却都是他亲自动手。
虽然只是记叙普通的事实，但司马光每写一句之前，都要仔细斟酌，方肯下笔。这既是爱护物力，以免浪费笔墨，亦是尽可能让自己记叙时，下笔公允。史家都有自己的喜恶，而涉及到本身的事情，犹难做到公正无私，叙史原本有一定之规，哪些是记叙史实，哪些是史家的评论，都各有分野，但若不倍加小心，便会将自己的情绪带进叙事中，影响到记叙的价值。
没有人能做到完全公正无偏，但若因此而丧失对公正的追求，那却更非正道。
对于盐债之事，司马光心情之复杂，实是他生平所仅见。他并不喜欢借债这种方式，更不喜欢卖爵，比起那些反对他的君子而言，司马光对名爵的重视，其实一点也不逊色。但另一方面，不当家不知油米贵，所谓的宰相，其实便是这个国家的大管家，所以，他也必须在几个他都不喜欢的后果，选择一个稍微没那么厌恶的。他能理解那些反对他的故友，但是，他又由衷的希望他们也能够理解自己。而更矛盾的是，尽管他在理智上认为发行盐债、卖爵，这只是非常之事，不得已而用之，对石越建议此策的效果将信将疑，对他过于强硬的态度与方式心怀不满，亦为未来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而忧虑难安。但是盐债发行顺利，亦让他打心里高兴，而在国库捉襟见肘许久之后，突然之间又变得宽裕起来，更令他有一种难以名言的轻松与喜悦。
因此，在记叙有关盐债的事情时，若不努力保持克制，他会一时对刘挚们充满同情与理解，一时又不自主的想要指责他们……
直到书阁里的座钟走了四分之一个时辰以后，司马光才总算记完这些。他又细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错漏，方才又拿过日记，翻到下一页。
这一页只记录了很简单的一条事：
“……太皇太后眼疾，诏天下各州县访求名医……”
后面则是大段的空白。
司马光重重的叹了口气，几乎是用一种厌恶，不，应当是痛恨的眼神，望着后面的大段空白。
当日留下这大段的空白，是因为司马光对那个传闻还将信将疑，但今日，他却已经可以确定——清河郡主每日都要进宫，替太皇太后读奏状，而太皇太后的批答，十有八九，亦是出于清河之手，虽然依然是太皇太后的意思！
两府对此的反应十分激烈，但是一向十分贤明的太皇太后，在此事上却十分固执。在司马光面奏时，太皇太后更挑明了她不会让清河郡主干政，一切旨意，皆自圣断。并直言她眼疾已十分严重，已无力再看这许多奏折，虽有翰林学士，但毕竟男女有别，内外宫禁不便，而清河郡主“素谨慎识大体”，才“不得已”如此。
但这样的说辞，是无法令两府安心的。
所谓“防微杜渐”，清河郡主虽然的确颇有贤名，但一旦大权在手，谁又能保证时日一久，她不会迷失本性？况且这是大伤太皇太后圣德之事。
但太皇太后将所有谏章一律留中，两府亦无可奈何。而且两府心里亦十分明白，他们的确找不到更好的折中之法——可没有人敢叫太皇太后去安心养病，将权力全部交给两府。宰执们虽然心照不宣，但众人心里的打算，司马光却是明白的——此时虽无可奈何，只得尽力替太皇太后求医，但只等着清河郡主落下个什么把柄，便要令她此生永难再入宫中。
大宋朝不是李唐，若宫中竟出了个上官婉儿，那可真是宰相之耻！
保慈宫。
“苏轼奏状[182]，引黄言辽使已经换文归国，辽主亦已停止征召部族兵，契丹北枢密院通报使馆说，大军聚集，非为南犯，不过聚兵操练，今演练已毕，将逐次散归。”清河坐在殿中一侧的一张书案旁，给高太后念着奏折。她先念引黄的内容，若高太后想继续了解详情，她才继续念奏折的内容。
高太后闭着眼睛，嗯了一声。为了让辽人缓兵，代价不菲。不过在高太后看来，终究还是值得的。两国交兵，是臣子之利，而非君主之利，这个道理，高太后时时牢记着。
现在已经知道，辽主其实并不想和宋朝打仗。而宋朝开出的条件，亦是辽人所无法拒绝的。打仗不过是为了求财，如果不打仗也能得到钱财，辽主自然也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在章惇提出宋朝的条件后，双方争执的焦点，很快变成了货物的价格与数目、契约时间的长短……高太后当初的打算是时间长短无所谓，只要不超过庆历增币后的水平，便可以接受；而两府则坚持宁可付出每年一百万贯，时间亦不得超过五年。但最后章惇的使命完成得非常好——此事再加上他在平渭南兵变时的功劳，在他回国后，没几日便被拜为签书枢密院事——章惇最终与萧禧签订的契约，为期五年，双方约定五年后再次谈判，而宋朝实际的付出，只有每年五十万贯左右。
虽然对目前的国库来说，五十万贯亦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高太后与两府都视为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相比战争而言，这已经很便宜了。更何况，在盐债开始发行后，汴京轻易便募集到八百万贯的巨款，这实是给了高太后很大的心理安慰，似乎国库忽然间便没那么穷了。
但这个新的条约并没能如最初设想的那样成为密约，两府觉得纸包不住火，干脆主动公布——它在朝中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倒是在民间招致了许多的不满。但大体而言，反对的声音远不如预期的强烈，清议感到失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现实却是，即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也能感觉到大宋朝的变化。而且，朝野的注意力，也早已被盐债与封建吸引——甚至连西夏使者再次来到汴京，亦没有多少人关心。
士大夫们要么在为发行盐债而争吵，要么在为是否封建而争吵，要么同时为这两者在争吵。特别是为了盐债之事，许多昔日的好友反目成仇，一夜之间视对方为小人奸佞；而一些昔日誓不两立，互相看不起的人，忽然之间又互相声援，同仇敌忾起来。
但直到目前为止，高太后亦难以分辨盐债的好坏，所以她也无法评判谁才是小人，谁才是君子。她只能选择相信司马光、石越，然后让结果来证明谁对谁错——实际上她也没有别的选择。
而且，高太后的心思，此时也完全不在这些事上。
无论盐债也罢、防秋也罢，高太后皆无甚主动权，两府才是真正的决策者。她真正握有主动权，她真正参预其中，同时亦关系到她的切身感受、甚至是利害的，只能是封建。
韩忠彦的密对直谏，让高太后大受震动，她也因此未再干涉省试之事。但如此一来，省试策论题目居然是“周以封建立国论”，此事传扬开来，却也令朝野震动！对于支持封建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而对于反对者来说，则更受刺激。朝野关于封建的争议，愈演愈烈。不仅吴从龙罢官之令迟迟拖延难定，连原本对此保持缄默的两府宰执，也一个接一个的打破沉默，虽然司马光与石越、韩维依然遵循当日对她的表态，在奏章中含混两可，韩忠彦不发一辞，但自范纯仁以下，孙固、苏辙、李清臣、吕大防等人一个接一个的相继表态，明确支持封建，却也令得鼓吹封建者士气高涨。
虽然朝中反对者依旧不少，但无论官位、名望，此时皆已无法与支持者相提并论。虽然士大夫意气相争，绝不肯轻易退让半步，更遑论改变政见，但站在高太后的位置上，却已经将朝野的“众心”，看得清楚。
省试策论的题目，也许是有人暗中策划，也许只是偶然，但无论如何，高太后心里亦明白——这么多重臣站出来支持封建，绝非只因为那道策论题目，这些人其实心中早有成见，只不过他们善会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将自己的政见公布而已。
也就是说，人心是支持封建的。
而这支持封建的“人心”中，更不知有多少，其实是为了小皇帝考虑。而这潜在的力量，更让高太后时时想起韩忠彦那日的谏言。
虽然高太后对要如何处置韩忠彦还拿不定主意——若韩忠彦说那些话时，旁边还有任何一个大臣，又或者，韩忠彦此后将这番话泄露出半句，高太后都会毫不犹豫的将他贬到岭南甚至南海去。但事情却并非如此，韩忠彦是密对时直谏，而事后又极得体的对封建之事不发一语。高太后既感慨于韩忠彦的忠直，而且韩忠彦又是她素所亲信的大臣，但另一方面，她也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他——敢如此放肆的说出那些无父无君的话来，若再不敲打敲打，岂非形同纵容？
但无论如何，她心里却也明白，韩忠彦说的话，皆属逆耳忠言。
韩忠彦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站在她的立场，为她考虑的！
只有让雍王成为手握实权的一国诸侯，才能真正保全他的性命。惟有如此，才是长久之策。
高太后心里已经相信韩忠彦所说的。
在那一日之后，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动摇。
她开始更加主动的关心封建之事。
高太后并不着急，即使下定决心要将雍王封建到南海，亦不必急匆匆的，尽管宫中、朝野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她还是想等一等。
如果要封建的话，她便要更加了解南海诸岛的形势，以便将两个儿子封个好地方，并且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她不能排除朝中会有人借刀杀人，将雍王封到一个环境恶劣的封国，然后哄骗她少派兵马护送。而她亦不可能随便赏给雍王过多的东西，那样会招来无谓的攀比与非议。所以，只有她了解真实的情况，才能做出适当的判断。
此外，她也想借此机会，看看朝中大臣的“人心”。臣子们有时会掩饰自己的动机，但若赞同封建者与反对封建者不断的争吵，那许多真相，就难以掩藏。究竟哪些大臣心里是站在六哥一边的，她一定要心知肚明。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到目前为止，宗室之中，依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支持封建！
只有沉默者、反对者。
在高太后看来，宗室的态度亦十分重要。她不想让宗室们哭哭啼啼带着满腔的怨恨上路，她也不想看到宗室们闹出什么难以收场的丑剧来，更重要的是，她相信，如果当真没有宗室支持封建，那所谓的“封建南海”，必将以失败告终。而她，将成为赵氏的罪人。
她宁愿耐心的等等，如果最终依然没有宗室支持，那她宁愿谨慎一些——在她死之前，将两个儿子封建了，便足够。
想到这里，她在心里摇了摇头，颇有一些支持封建的大臣，是将宗室当成一种累赘，但那绝非她之本意。她倒宁可养着这些宗室，安安份份的共享太平。
清河等了一会，见高太后没有进一步的示意，便在奏状上批了句“降付都堂”，然后放到一边，又取过一本奏状来，看了一眼引黄，禀道：“这封是石相公奏状，引黄言前次奏事，议及与西夏议和之事，未决，石相公请凡夏使所请诸事，其中册封秉常、复赐国姓、许秉常每岁遣使祭祖、朝廷设官照看其祖坟、允两国互市、遣归愿归夏之党项贵人、互派使节，朝廷均可以允诺；朝廷要求秉常诸事，则当包括西夏当奉大宋正朔，用大宋年号，称臣，划定边界，约束边臣诸条。取进止[183]……”
“与西夏议和之事么？”高太后心不在焉的反问了一句。
“是……”清河应了一声，却听高太后又说道：“此非急务，待改日内东门小殿再议不迟……”
“那……”清河正待询问是否要将石越的奏折留中，高太后却已又吩咐道：“你且先念那些和封建有关的札子罢。”这是她眼前最关心的事。
“是。”清河一面答应，从书案上翻出一堆奏折来——这早都是分门别类了的。她拿起最上的一本，方要念，又听高太后说道：“亦不必念得那么详细，不论赞成也好，反对也罢，理由总是那几个，你只管告诉我谁是支持，谁是反对就成。”
“是。”清河答应了，拿起第一本，看了一眼引黄，一面禀道：“这一封是签枢章惇的奏章。”
“那不必说了。”高太后虽然双目微阖，但心里却明镜似的，“章惇前几次面对时，除了北事，便全是在力陈封建之利。”
“太皇太后圣明。”清河笑道，将章惇的奏状放到一边，又拿起一封来，但只看得一眼，立时便惊住了。
“曹王……”她方说了两个字，那边厢高太后已霍地睁开了双眼，“曹王？！”
“是。”清河不敢去看高太后的眼睛，低着头，但语气却很肯定，“这封是曹王的奏状……”
“快呈上来！”
8
“仲恪。”高大后唤着赵頵的旧名。隔得远了，她甚至有点看不清赵頵的相貌，她这个儿子今年应当正好三十岁了，三十而立，但与赵颢不同，高太后对这个最小的儿子，从来都没有如对赵颢的喜爱。她一共生了四个儿子，第三子早夭，活下来的这三个儿子，大哥赵顼聪明英武敢作敢为，有英主之气慨；二哥赵颢善解人意，孝顺聪颖，打小就格外的乖巧懂事；只有四哥赵頵，一生行事，都温厚得近乎懦弱，实非高太后所喜欢的性格——若仅仅如此，倒也罢了，偏偏这个四哥，还很喜欢医药之术，不但自己学医药，在王府里，还常常存着各种各样的药材，常常用来周济急病的百姓——若是他平时很有野心倒也罢了，偏偏他每每又胆小如鼠，有时更谨小慎微到近乎杯弓蛇影，因此，赵頵的这种举动，既犯忌讳，又让高太后觉得可笑。
这个儿子若说还有点可取之处，那便是他的确很孝顺，对兄弟姐妹亦极友爱，不比一般的皇家骨肉那么凉薄。但后一点究竟不是优点，对于生在帝王的儿子来说，亦很难说。
因此，高太后作梦也想不到，居然是赵頵，在宗室中，第一个站出来说赞成封建！
她看着赵頵有点模糊的面孔，很想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高太后无法理解，即使赵頵果真支持封建，他也应当设法当面对她说明，而不是采用上奏章的方式——但话说回来，她从来就不能理解她这个最小的儿子，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尽管他依然是她的儿子。
依然是她竭尽全力想要保护的儿子。
“为什么？”高太后尽可能温和的问道，她还怕吓着这个儿子了。
但她等了一阵，赵頵却没有回答。
“为什么？！”这次她把声音提高了些。
“太、太母是说……”
“难不成还能有甚么事？！”高太后突然间无名火气，将手里的奏状狠狠地朝赵頵丢了过去。
奏状啪地一声落地，高太后看见赵頵也慌忙跟着跪了下来，“母后息怒，母后息怒！”
“为什么？！我只想知道理由。你想去南海那种瘴疬之地么？还是有什么人在背后撺掇你？”
“没……没有！”赵頵慌忙应道，稍稍顿了下，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高太后见他突然抬起头，望着自己，说道：“奏状所言，全是儿臣自己的想法。”
高太后只是远远地望着赵頵，沉默不语。
保慈宫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压迫起来。
赵頵不安的微微扭动着身子。等了一阵，终于，高太后听他开口嚅嚅道：“儿臣……儿臣……”
“我只想听实话。”高太后淡淡的说了一句。
“是。”赵頵连忙应道，他微微低下头，不敢去看高太后——在这一刹那，他几乎想把心里的一切，向高太后和盘托出——但他终于还是忍住了。殿中坐着的，即是他的母亲，但更是他的君主。有些话，无论如何，他都不敢对高太后说出来。
他心里很想对高太后说，他来做这个出头鸟，做一个公开支持封建的宗室，全是为了他的母亲、他的二哥、他的皇嫂、还有那个贵为天子的侄子……他不想看到骨肉之间互相猜忌、防范到这种地步，更不想看到有朝一日，要弄到骨肉相残的境界……
但这些话，即使涌到了嘴边，他也不敢说出来。就算是死，他也没有胆量说出来。
况且，扪心自问，他也并非全是这么无私的，他亦是为了自己打算。他王府的翊善便很委婉的提醒过他，倘若有朝一日雍王有事，他曹王亦未必能独善其身。天子的心思，是最捉摸不透的。为了他的切身利益考虑，封建南海，为一国之主，才是真正的“长策”。
这是于公于私皆有利的事。
然而即便如此，若非朝野舆论忽然纷纷支持封建，若非两府宰执纷纷支持封建，若非那道省试策论公然的暗示……若非如此，赵頵依然是不敢出头的。
他辗转听到一些宫里的流言，说如今万事俱备，只欠宗室中有人出来公开支持封建，他这才鼓起勇气，上了这一封奏状——他这封奏状，同时亦是向向太后与皇帝表明态度，他也知道向太后与小皇帝身边的人，都是希望封建的。
尽管赵頵早有心理准备，预备着高太后可能会生气——宫里也有相熟的内侍暗中告诉过他，太皇太后舍不得儿子远离膝下。但当这一切真的面临时，赵頵依旧无法逃避那种畏惧感与压迫感。
那是生在帝王家，贵为亲王的他，打自懂事起，就几乎形影不离的一种压迫与恐惧。那是一根无形的绳索，时时刻刻勒着他的脖子，告诫他这件事不能做，那件事不能去想……
对于自觉精擅医术的赵頵来说，传说中的瘴疬，其实没那么可怕。在他心里的深处，其实亦隐隐盼望着一种自由。他心里，也并非没有幻想过，成为一国之开国国王，尽情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诸如此类的情景。
但是，此刻，无论是他心里的哪一个理由，他都不敢对高太后说出来。
因为，他还在汴京。
“儿臣……儿臣以为……”赵頵使劲咽了一口口水，用他最后一丝勇气说道：“儿臣以为尧舜之后，最善者为周，封建之制，于赵氏……”
“是么？”高太后冷冷地打断了他。这就是她想要保护的儿子！这就是帝王之家的骨肉亲情！高太后不再去看赵頵，只是冷淡的说道：“我知道了，你退下吧。”
赵頵望着高太后，嘴唇微动，欲言又止，终还是垂下头去，应道：“是。儿臣告退。”
高太后耳听着赵頵出殿时腰间玉佩碰撞的声音，望着她最小的儿子在她的视线越来越远去，越来越模糊，忽然间感到一阵心灰意冷。自己这又是何苦？
你们都想封建？你们所有的人都想要封建是吧？
既然如此，那我就如你们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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