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涛从池塘边回家后，已是深夜3点多了。老婆和女儿劳累一天后已经熟睡了，屋里一片死寂。他点燃了煤油罩子灯，坐在客厅里不停地抽烟。据说人在苦恼或思想斗争激烈的时候，特别爱烟。烟是鸦片，烟是毒品，烟是麻醉剂。据说死囚犯在处决之前，一定要抽支烟，只有抽烟后才不怕死。据说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自杀前就一口气抽了一盒烟。姚海涛也同样如此。他一根接一根地抽，整整一盒烟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抽完了。
记财弟是个好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向他提姚琴的事的，他断定记财一定遇到了很大的压力。刚才池塘那幅夜风吹荷沙沙作响、远处的磷火在空中张牙舞爪的阴森森的场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总觉得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挫折太大了，对不起老婆，对不起孩子。”姚海涛抽着烟，流着泪，自己责备自己。
他和他老婆梁淑青是小河县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他老婆小他一岁，年轻时又聪明又漂亮活泼，是学校的校花，她家就在县城街上，开匹头商店——卖布的，家境比较好，所以穿戴也时髦。当时好多同学都想追她，但觉得自己条件太差，都明智地放弃了。只有少数几个不自量力的同学尝试了一下，都被碰壁，败下阵来。所以同学们都认为她太清高，高不可攀。姚海涛虽然成绩好，但长相一般，个子也不算太高，家又住农村，他虽然也爱梁淑青，但考虑到各方面因素也加入了“明智放弃”的行列。
说来也怪，梁淑青偏偏爱上了他。她认为姚海涛聪明、稳重、有主见，虽然其貌不扬，但也不丑。家虽然在农村，但家境比较好，有几十亩地和三间砖瓦房。梁淑青私下征求了她妈妈意见，她妈妈也认为门当户对，便同意了。以上这些情况姚海涛全蒙在鼓里，直到1948年师范学校毕业时，梁淑青写了一个条子递给姚海涛，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梁淑青凭自己的美貌才智和家住县城等优越条件，十分有把握。全班同学中，只要她看中了的，她要找谁就可以找谁，“爱你没商量”。姚海涛接过条子一看，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看了几遍才知道是千真万确。他高兴地拥抱着梁淑青……
师范学校毕业后，他们同时分在县城关小学教书，姚海涛教数学，梁淑青教语文，两人都是学校骨干教师。他们1948年10月10日正式结婚。1950年土改时，姚海涛家里虽然划为地主，但由于他一直在学校读书，没有参加剥削，现在又在城里教书，个人成分划为自由职业者，没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梁淑青家划为民族资本家，是革命团结对象，不属敌人范畴。当时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对他们虽然有影响，但问题不大。
问题最大的是1957年整风反右。姚海涛刚开始一言不发，但由主持会议的人反复动员后，他这个“狡猾的毒蛇”才被引出洞来。他主要讲了一些粮食统购统销有些劳民伤财的事，后来被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开除工作并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梁淑青受牵连成为“右派分子的老婆”和“没有改造好的资本家子女”一同下放农村。
姚海涛和梁淑青一夜之间由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变成了阶级敌人，心理上实在接受不了。梁淑青几次想死，都被姚海涛苦口相劝制止了：“你死了怎么办呢？丢下琴琴谁来照料？”他反复向梁淑青保证，他没有反党反人民，劝她相信党，总有一天会给他一个清白的，要她坚强地活下去。那时姚琴已有八岁了，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蛋，两个羊角辫子衬着两个小酒窝，天真活泼，可爱极了。梁淑青擦干眼泪，抱着姚琴，亲了又亲，眼泪又唰唰地流出来了。“我不能死，这么可爱的女儿，孩子如果没有娘多可怜啊，我一定要把琴琴拉扯大，我相信海涛没有反党反人民，他总有一天会平反的。”她把希望寄托在琴琴身上，寄托在海涛平反昭雪身上，她决定活下去，活下去！
这天晚上，海涛想了很多，想到了过去，又想到现在。现在怎么样呢？琴琴虽然拉扯大了，连谈个朋友都受到限制，自己天天盼平反，到现在还是“右派分子”一个，看不到半点希望，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他深深地感到对不起老婆，对不起孩子，连累了记财弟弟，罪孽深重、十恶不赦。
他仿佛觉得那鬼火是阎王派来拿他的魂的，是的，是真的，它的两只眼睛像灯笼，还拿着铁链子，鬼火从空中围逼过来，荷塘里的落水鬼从水里跳出来，搞得满池塘荷叶沙沙地响，它们手里也拿着夜叉，直杀过来。是的，是真的。要不为什么村里的猫狗乱叫呢？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天命，命里注定今晚要进鬼门关。
他端着煤油灯，只见灯突然闪了两下后熄灭了，灯盏里油已干了。据说人死前，突然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然后突然死去，人们称这为“回光返照”。煤油灯也是，在灯枯油尽时，突然闪亮一下再熄灭。自然界和人类多么相似啊！屋里一片漆黑，他摸到客厅旁边，拿了瓶农药，牙关一咬脖子一仰，全喝了。
江阳地区的五六月间，白天特别长，早晨4点多钟天就亮了。梁淑青正准备起床磨镰刀，突然听见客厅里的有板凳倒地的声音，她以为是鸡子出笼了。结果到客厅一看，顿时吓呆了！海涛喝药后倒在地上乱蹬乱踢，客厅里几个板凳全被他蹬翻了。人躺在地上口里直冒白沫，手在胸前不停地乱抓。
“海涛，海涛！你怎么了，海涛！”她边哭边大声地叫他的名字。
海涛已不省人事，他正在赶赴黄泉的路上。
“哎呀！不好了，琴琴，快起来，你爸爸他……”梁淑青手忙脚乱，六神无主。
“爸爸，爸爸。”姚琴看见爸爸身边有农药瓶子，嘴上一股刺鼻的农药味，知道爸爸喝农药了。她立即打开大门，拖来板车，母女俩将他抬上板车，拼命地往大队卫生所跑。
范向东放下苏大姐的电话后，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再说我给姚记财施压也是不近情理，人家侄女谈朋友与他这个叔叔相什么干，能上那么高的纲吗？”范向东有点后悔，不该给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瞎戴帽子。想到这里，他想给姚记财去个电话，安慰他几句，他拿起电话命令总机：“接李家湾公社姚塘大队。”电话那头：“喂，哪里？”“我是县革委会主任范向东。”“范书记，我是大队通信员周武，您有什么指示？”“找你们姚书记。”“他现在不在大队，你有什么指示，我可以转告他吗？”“你给他说，我明天上午到你们大队去，叫他在大队等我。”范讲完后没等对方回话就将电话挂断了。
他点燃一支烟，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完成苏大姐交代的任务。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钟，一辆帆布北京吉普驶进了姚塘大队部。
姚塘大队门口站着很多看热闹的社员，有的三三两两地在议论，好像出了什么事：
“海涛是个有文化的聪明人，怎么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来！”
“听说他姑娘不听话，和大队一个知识青年谈恋爱，他坚决不同意，姑娘又坚持，他气不过。”
“你别看他平时不作声，其实他心深得很，他喝药明显的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这种人死一个是一个，死两个算一双，没什么可同情的。”一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说。
“姚琴也是太不自量力，以为自己漂亮，想攀别人高干子弟，她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人？”一个多次被姚琴拒绝的男青年趁机发泄。
“海涛也是怪可怜的，读那么多的书，落到这步田地。”“听说他在大鸣大放中凶得狠，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爸爸划了地主后，心里对党不满哩！”……
姚记财早在大队部等着，见吉普车开来了，赶忙出去迎接。他扒开门口围观的人群，将范书记迎进了大队办公室。
范书记从车上拿了茶杯，到大队部办公室后问：“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么多人围观呀？”
姚记财苦着脸说：“姚琴的爸爸姚海涛昨晚喝农药了，正在医务室抢救。”
“怎么回事？有危险吗？”范书记急切地问。因为他担心的事果然不出所料，终于发生了，所以他急着问。
“已经脱离危险。因为他喝的是二三乳剂，毒性不大，再加上抢救的及时，通过洗胃，毒药基本上呕吐出来了，现在正在挂吊针。”
“啊！”范书记松了口气，接着指示，“要抓紧抢救。”
范书记说的“要抓紧抢救”不是打官腔，他是发自内心的真话。他认为姚海涛喝药的直接原因是自己昨天给姚记财的高压，可能姚记财将自己身上的压力全部转移到了姚海涛身上，姚海涛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才喝药自尽的。如果真的死了，当然也追不了他的什么责任，何况是个地主家出身的“右派分子”呢。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多死几个阶级敌人，社会还太平些。但他总觉得这个祸是自己惹的，良心上过不去。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县里工作了这么多年，经常听到姚海涛教过书的学生谈到他，说他这人正直，虽然家庭出身是地主，但思想比较进步。1949年解放时，他带着学生在街上发传单，欢迎解放军进城，当时还受到县政府的表扬。1957年虽然提了统购统销的意见，如果他家不是地主，也不会划“极右”开除公职。所以，私下同情他的人较多。范向东认为姚海涛虽然是“右派分子”，但也不至于判他的死刑。所以听说他喝药后顿生几分怜悯和同情心。但他不能亲临抢救现场，因为那明显是个阶级立场问题。
范听说姚海涛的问题不大后，便放下心来直奔主题：“志国呢？”
“他在医务室帮忙抢救。”姚记财接着解释说，“这孩子不听话，拉都拉不住，叫他不去他非要去。”
“叫他过来，只说是我来了，找他有事。”
杨志国在医务室里累得满头大汗，他用胳膊枕着姚海涛的脖子，用姚琴洗过的湿毛巾不断地给姚海涛擦嘴和脸。因为刚才呕吐过，一股农药味。姚琴妈坐在旁边用芭扇给海涛扇风，有时也给杨志国扇两扇子。姚琴见杨志国满头大汗，就用干净毛巾给他擦汗。
姚记财进医务室叫杨志国出来。杨见书记叫，便轻轻地从姚海涛脖子底下抽出胳膊，把枕头塞进去，轻声地对姚琴说：“我出去一下马上来。”
姚琴带着感激的泪光点了点头，盼着志国“马上来”，但一直等到天黑，仍没见杨志国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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