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得贵和杨志国是忘年之交。他们父辈都是河北老乡，南下到江阳市后，又一直都住在市委宿舍一个院子里，两人从小上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在同一学校。文化大革命中插队下农村，又同在一个村，并且睡的是一张床，施得贵睡上层，杨志国睡下层。所以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两人中无论谁有困难，都能两肋插刀。小时候施得贵调皮一点，经常闯点祸。杨志国大他两岁，懂事一些，也本分一些。他们两个在姚塘大队当知青时，因农村生活太苦，半个月没吃荤。施得贵约了另外两个知青抓了社员两只母鸡，用手掐死后，拾了一些禾梗在稻田埂子上搭了一个灶，几个人到塘里捧了污泥，将鸡用污泥糊上，用火烧鸡，烧熟了无油无盐，就那样吃。刚开始一两次社员没了鸡，以为是黄鼠狼和老鹰抓去了，没在意。张大妈为一只麻色母鸡不见了，在家里哭了三天。她家春天孵了窝小鸡，发鸡瘟死了，家里无钱买盐和煤油，半个多月没吃盐，晚上没油点灯，一直摸黑睡。她娘家舅母娘给她捉来一只麻色新花母鸡。鸡中属麻色母鸡肯下蛋，一年生两百多个。所以人们说，黑一千，麻一万，黄鸡子只能生一半。张大妈家里生的鸡蛋从不自己吃，即使来了客也只打三个，其余的一律卖钱买盐、买火柴、买煤油。所以，张大妈有了这只麻鸡母后，再不摸黑睡觉了，再不吃无盐的菜了。现在鸡没了，又要摸黑、吃淡菜了，怎么叫她不丧心痛哭呢？后来发现好多家经常没见鸡就引起了警觉。有的社员在水稻田埂上发现有烧火的灶，灶旁边有鸡毛，遂叫大队民兵连长侦察，才知道是大队知青施得贵他们干的。社员们恨死他们了，于是将施得贵等三个知青抓到公社，公社当时没设派出所，只有县公安局派下去的特派员。公社特派员将他们关在一间黑房子里，责令他们如实交代。杨志国开始并不知情，后来知道施得贵被公社特派员关起来了后，心急如焚，连夜找大队党支部姚书记求情，并赶回江阳市找父母要了几十元钱，一一给社员们赔了，才将施得贵他们救出来。他们抓鸡有绝招：首先抓一把米撒在地上，当鸡吃食时，用脚尖将鸡子的爪子踩上，顺手抓住鸡子，将其脖子扭断，再用装化肥的蛇皮袋子装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鸡子偷到了手。从此以后，社员们对施得贵的印象很不好，有的甚至讨厌他。所以后来推荐知青上工农兵大学或返城当工人时，他是最后一个被推荐的，据说还是杨志国的爸爸给县里打招呼才搞成的。所以，施得贵对杨志国感激不尽，对杨志国的话言听计从。他听说中午杨志国要请知青点上姚琴的儿子吃饭，还没等到下班就赶到了杨志国办公室。杨志国将胡大炮和郭三毛介绍给施得贵并说明来意后，一同上车到了“山乡人家”大酒店。
机关的头们请客，无论是公客还是私客，一律公款报销。这让那些小干部羡慕不已。有的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一生奋斗目标就是有权签四个字——“同意报销”。国资委综合处马处长早在“山乡人家”门口迎候。当杨主任和施局长的车停稳后，马处长即上前为他们开车门，引领大家到了“芦花厅”。菜早已点好。马处长很会办事，他知道杨主任喜欢吃土菜、野菜、不爱大肉大鱼。所以点了六道野菜：野韭菜炒土鸡蛋、野芹菜炒千张、红烧野生甲鱼、野泥蒿炒腊肉、野鸭焖野生香菇、凉拌野苦菊。另外点了四道荤菜是招待乡里来的客人的：雪里蕻扣肉、红烧青鱼块、板栗烧仔鸡，狮子头肉丸子。
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谬论，说经过长征的红军只要活过来的都是长寿的，主要是过去很少饭吃，专吃野菜、树皮、草根。野菜环保啊，不长脂肪啊，不担心减肥啊。红军吃皮带，现在的人吃带皮牛肉，带皮狗肉，也说是吃了可以长寿。他们不学红军的革命精神，而听一些人的歪理邪说，完全学歪了。有的甚至将邪说发挥到了极致，说什么都是野的好，连老婆也是野的好。当然，野的也有好的，如野人参，野木耳，野王八，野乌龟等，但形而上学、千篇一律就不对了，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成了谬误。孩子的野爸、野妈也好吗？！
杨主任和施局长引两位年轻客人坐上席后，叫服务员斟酒。今天的酒是正宗的贵州十五年的陈酿，六千多元一瓶的“飞天茅台”。每人斟了一大杯，每杯可装三两多，一瓶倒三杯刚好。杨主任说：“每人倒满，反正下午不开会，喝醉了睡觉。”胡大炮、郭三毛从没见过这种场合，一是规格高、二是太盛情、三是人不熟有些拘束，捂着酒杯说：“不胜力，少斟点。”杨主任说：“不行，老子们两个老家伙都斟满了，你们年轻人还不行？给老子斟，斟满为止。”二人无奈，只好让服务员斟得满满的为止。
酒过三巡后，杨主任说话了：“得贵呀，这两个小子要开个旅游公司，他要租用莲花山你们那块场地，你又是旅游局长，应该支持他们啊！”
施局长举起酒杯：“听老兄的，一言为定，不多说了。明天我就给办公室交代。”他的杯子和杨主任的杯子一碰，说：“干杯！”
杨主任指着郭三毛、胡大炮说：“听见施局长表态没有？还不站起来一起干杯！”
郭三毛和胡大炮像小战士接到首长命令一样，唰地一下站起来，分别和杨主任、施局长碰杯后，脖子一仰，将剩下的半杯倒进了喉咙。随后，杨主任和施局长也一口干了。
酒这个东西，你不喝它，它服你，你如果喝多了，就由不得你了。
“服务员，再拿两瓶来！”杨主任命令。
马处长担心主任喝多了，便上前阻止。
“你别管，今天是老子请客，你阻止个屁！”杨主任又重复命令，“再拿两瓶来。”服务员又拿了两瓶酒，分别给每人又斟了一满杯。
“得贵，吃啊。”杨主任用筷子指着板栗烧仔鸡说，“这比你在姚塘大队用野草烧的鸡子好吃些吧？嗯！”
“他妈的，那时候的日子太苦了，一把一个月不吃肉，嘴馋死了。”施得贵不好意思地辩解道。
“老子不把你救出来，他们不关死你才怪哩！”杨志国端起酒杯面对施得贵说，“来，为我们的患难之交和真挚的友情干杯！”于是两人将一满杯酒全干了。
施得贵酒量本来就不大，加上今天喝急酒，又很少吃菜，两杯酒下喉后，肚子火辣辣的，头也在晕转，舌头也不听使唤了。他用筷子夹了一块鸡肉一语双关地说：“我下了一场农村，还吃到鸡肉了，有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呢，煮熟的鸡子眼睁睁地看着她飞了。”
“打住！今天是咱们两个老家伙请晚辈，当着晚辈的面不讲长辈的事。”杨志国意识到施得贵的弦外之音。
胡大炮从施局长的话语中好像悟出了什么，心想，怪不得妈妈总是提到杨主任。
“大炮，你开旅游公司今后赚钱了，要好好地孝敬你妈妈，你妈妈是个好人，也是个苦命人。”杨志国以长辈的身份嘱咐大炮。
大炮恭恭敬敬地点了点头说：“谢谢杨伯伯。”
郭三毛乘机接过话题，拉着大炮的胳膊说：“小胡，我们一起感谢杨主任，敬杨主任一杯。”
郭三毛和胡大炮刚站起来准备敬酒，被马处长制止说：“算了，算了，主任今天高兴，已经喝多了。”
郭三毛和胡大炮听了马处长的劝告后便坐下了。
杨主任和施局长已喝醉了。马处长将他们扶上汽车，叮嘱司机一定要扶领导回家，千万不要让领导自己回家。又返回酒店结账，并送走了郭、胡二人。
杨志国醉醺醺地躺在床上，身子没动，但脑子在飞转。
1968年10月28日中午，他们几个知识青年乘敞篷汽车，一路飞驰，他站在车的最前面。当车开进李家湾人民公社姚塘大队村头时，他一眼看见了在村头欢迎的人群，有一个美丽的长辫子姑娘。在大队的欢迎宴会上，她还陪过他们喝过酒。她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蛋，丰满的胸脯，合适的打扮，两个长长的辫子垂搭在两个乳房上，仙女般的美丽。后来才知道她叫姚琴，也就是现在胡大炮的妈妈。这个姑娘的心眼非常好，杨志国他们知青在那里两年多，经常得到她的关照。如经常给他们送点腌菜呀，她们家自留地上种的红薯、辣椒、豆角等也隔三岔五地送给他们。这些东西现在不值什么，但当时在“以粮为纲，全部插秧”的年代，群众根本没地方种菜，也没时间种菜，市场上根本无菜可卖。因为私人买卖蔬菜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所以，有人送点菜，还是很有感情的。杨志国他们知识青年都非常喜欢姚琴，姚琴特别喜欢杨志国，她只觉得他个子高，很帅气，人品也好，如果谁嫁给他，心里一定很踏实。她有时送菜去时，见杨志国的衣服破了，就偷偷地给他缝补好了再不声不响地送到他的床头。杨志国也很爱姚琴，栽秧时，他帮她挑秧苗。割谷时，他替她挑草头。有时还到姚琴家帮她到河边挑水，一直将水缸挑满为止。姚琴的爸妈也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们全家都希望姚琴和杨志国好。但姚琴的心很深，好感归好感，有很多人提出要她和杨志国谈恋爱，她一直不表明态度。
那天在大队的欢迎宴会上，她陪杨志国他们喝酒后，回家在床上想了半天，哭了半天。她非常自卑。她父亲原是县城小学的人民教师，她是城关小学的校花，人品出众，成绩优异，如果不是家庭成分不好，父亲是“右派”，她哪能回农村？！即使回农村，也是受欢迎的下放知识青年啊！而现在呢？由于家庭出身地主，上大学无望，当干部不行，入党参军无份，只能当个被贫下中农唾弃的“地主婆子”，连一个普通社员的资格也没有。所以悲观失望。她看见杨志国他们当知青，被大队干部设宴欢迎的情景，深深地触动了她那流血的心灵，她在那宴会上只陪他们喝了一口酒，就再也坐不住了，她担心自己当场哭了，便悄悄地用手蒙着脸离开了。
她深深地爱杨志国，但又不可能嫁给他。她的心情非常矛盾，人家杨志国的父亲是市委副书记，厅级干部，革命家庭出身。自己呢？“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家庭出身，水火不容。即使杨志国本人同意了，他父母会同意吗？退一万步想，如果他父母亲同意了，今后杨志国的前途怎么办？生了小孩怎么办？自己出身不好，总不能害别人呀！她这么想。周总理不是讲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怎么到现实生活中就无法选择呢？她想不通！
杨志国吃了秤砣铁了心，他深深地爱上了姚琴，他明知道她家的成分不好，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影响，但他还是痴情地追她。他每次回江阳，都要给她买点泡泡糖、小镜子之类的礼品。农村医疗条件差，他见姚琴经常感冒，就叫城里的父母时不时地给他寄点感冒药来送给她。他见姚琴穿的一件线子褂子（即用棉花纺制的），便把家里别人送给母亲的一斤新疆羊毛线拿来送给她织毛衣。姚琴在地里摘棉花时，只要队里收工的铃声一响，他就帮她将棉花挑到队屋的仓库去过秤。姚琴将这些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心情十分矛盾。有一天晚上，姚琴趁大队召开社员大会之机，写了一个条子，偷偷地塞到了杨志国的裤子口袋里。杨开完会，回家发现裤子口袋里有张纸条，拿出来一看，上面写着：“志国，感谢你对我的关心，但前天我妈给我找算命先生算了一个命，说羊不能配虎，我是属羊的命太弱，你属虎，命太强，虎羊结合，羊必伤。我父母都信佛教，他们都信这个，没办法。你是城市的人，又是高干子弟，另寻高门大户应不成问题。祝你个人婚姻幸福。琴。”
杨志国看完信后，精神几乎崩溃了，彻夜焦虑不安。他穿上衣服，走到姚琴的家门口，里面灯是熄的，全家人都睡了，只有远处的蟋蟀的哀鸣和陪伴着自己的月影。他想敲门，又怕把她全家人都吵醒了，不敲吧，今晚怎么过呢？他拿出打火机看了看手表，已是12点半了。大队已开“双抢”动员会，明天5点下地割麦子，剩下只有4个半小时了。姚琴家离大队部有一里多路，现在即使走回去，也是凌晨1点了。他决定不回大队部，就在姚琴的屋前面的柴火垛子边歪一下，待姚琴起床后再问个究竟。
他将垛子边的稻草铺开，人坐在地上，头和身子靠在垛上。但刚刚躺下，成堆的蚊子来了，它们满头满脸的嗡嗡乱叫。别小看这些小生灵，一旦人走了霉运，它们也会乘人之危耍威风。他仿佛听见蚊子在说：“咬耳朵，耳朵的皮薄，血也多。”“这里可以，我已经叮上了，眼皮上的血更多。”“背上最好，安全些，他打不着。”蚊子们蚊多逞强，它们趁着夜色的掩护，拼命地饱餐着。
杨志国两手左右开弓，仍无济于事，因为蚊子太多了。他从地上爬起来，从姚琴的屋檐下取了一顶破草帽，权当赶蚊的扇子。
夜，越来越深，月亮渐渐西斜，远处的狗叫和近处的蟋蟀的哀鸣混杂着夜风吹着苞谷叶子发出的响声，简直就像乡村送死人下葬的乐队。阴森森的，如日本鬼子进村时的恐怖。今晚睡不成了，他强打着精神，拖着长长的身影在姚琴家门口来回踱着步子。有时也到柴火垛旁靠一靠，用草帽驱赶疯狂的蚊子。
杨志国一晚上没回大队部知青点上，这可让知青点上的施得贵他们急疯了。他们分头到处寻找，塘边、井边都找遍了。因为杨志国不会游泳，他们担心他跳河自尽了。一直找到东方发白，仍不见他的身影。有的社员已起床开始磨镰刀了。怎么办？他们决定向大队支部书记报告。
姚书记住在姚琴家的隔壁。施得贵和几个知青快走到姚书记门前时，发现姚琴门前禾场上的柴垛边有打鼾的声音，前去一看，竟然是杨志国。可怜的杨志国，满头满脸歇满了蚊子！有的蚊子喝得太饱飞不动，落在他身边的稻草上，黑压压的一片。
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大队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公社和县里领导也知道了。
杨志国的父亲是市委副书记，是小河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县人武部部长范向东的直接上级。老领导将小孩交给他们，万一出了闪失怎么向领导交代？！如果传到城里，杨志国的父母知道了，这还了得，自己的儿子爱上了地主、“右派”的女儿，这是严重的立场问题，必须坚决制止，立即制止！杨志国的母亲拨通了小河县委的电话：“范向东同志吗？我是老苏啊。”
范向东是小河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兼县人武部部长，比杨剑东书记小两岁，都是1949年南下干部，和杨书记他们一家经常来往，很熟。他听说是苏大姐的电话，忙说：“大姐，什么事这么急啊！”
“我那不听话的儿子志国，不是插队在你们县李家沟公社姚塘大队当知青吗，他鬼迷心窍，在与一个地主的姑娘谈朋友，你说这急不急人，他爸爸刚解放出来，在抓革命促生产，没时间下去。你找他谈谈，叫他不要瞎搞。”苏大姐说。
“就这点小事啊，我明天就去找他，请大姐放心。”范向东蛮有把握地安慰苏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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