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旅游局在市政府办公厅北面不远的地方，是一栋19层的高楼。上面11层是机关干部的住宅，下面8层办公。据说当时设计的是18层，局长施得贵坚决不同意，说18层不吉利，有18层地狱之嫌。“8”的谐音是“发”，车牌的尾号是“8”的最好，后面两个“8”更好，三个“8”是特好，这类好号一般不发，都是拍卖或给领导和关系户。商店开业，大型工程奠基典礼都选择与“8”有关的日子，如8日，18日，28日等。建房子除18外，28，38，48都可以。这是中国人的风俗，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正如外国人忌讳“5”或“13”一样。
局会议室在5楼，今天正在开全体机关干部大会，由局长施得贵传达省纪委关于“加大反腐力度，全民动员倡廉”的会议精神，局办公楼大门关着，但未上锁，大厅坐着一个人值班。大门上面贴了一张告示：“今天上午机关大会，有事下午联系。”郭三毛和胡大炮到旅游局时，正好赶上局里开大会，关门谢客。政府机关经常这样：今天“上午学习，停止办公”，明天下午“传达文件，暂停办公”，后天上午“练集体操，有事下午来”……多得很。所以，你找政府办事，得碰机会。“人民政府不是为人民吗？”这你就外行了，一点哲学头脑也没有。不学好政治，不学好政策，不学好雷锋，不练好身体，怎么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呀？“台上一分钟，台下千日功”，“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个特权只有政府机关才有，商店不行，工厂不行，企业不行。为什么？天天关门，谁发工资呀？哪有“皇粮”人人发的道理呀。再说你天天停店、停厂、停交通，老百姓即使不骂娘，政府也要“整”你的“顿”。
郭三毛在市纪委机关干过，知道政府机关的行情。他推开大门，值班的马上起身问道：“你们是哪里的，今天上午不接待，你没看见门上的‘通知’？”郭三毛客气地递了一支“中华”香烟给那个值班的，并立即拿出打火机给他点上后说：“我们是施局长的亲戚，有点小事找施局长。”值班的听说是局长的亲戚，语气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忙说：“你们先坐一下，我去倒茶。”郭三毛说：“不用客气了，我们见局长一面就行了，麻烦你给局长说一声，只说有个亲戚来找他。”值班的说：“现在正在开会，我不敢去，你们既然是局长的亲戚就直接上5楼去找，看他是不是正在做报告。”最后还补充说：“你们先上去看看，他在5楼中间大会议室。”
郭三毛说了声“谢谢”，便按开电梯和胡大炮一起上5楼去了。
5楼大会议室里面坐满了人，局长施得贵正在传达报告。会议室的门虽关着，但讲话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还是听得清楚：省纪委领导同志将目前的干部贪腐情况归纳了六大特点：一是窝案串案严重，过去贪污受贿是一个一个的，现在是一窝一窝的。像挖土豆的，挖出一个牵出一窝。我们省里不是有个市的市委书记出了问题，牵出市直机关几十人吗？这就是当前反腐的第一大特点。（我插一句，这个市委书记还真牛，他在职的时候，买官卖官，要谁上就谁上，他被“双规”后，将行贿的干部一个一个地兜出来，叫谁下谁就下。据说市直科局级的干部基本上“下”光了，市政府基本瘫痪了，没人工作。最后省委下了文件，规定科局级以上的干部，贪污行贿不超过20万元的只要退赔了，免予处分。）
二是大案要案频发。过去贪污几万、十几万就了不起了，现在一贪就是几百万、几千万，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三是作案方式隐蔽，这一点我就不展开了（因为隐蔽的方式传达给大家了，会给纪委办案增加难度）。四是行贿目的明确固定。如一个工程总造价是多少，应行贿多少，送给哪几个人都有不成文的固定模式。五是犯罪情节集中，如有审批人、财、物的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工程招标投标等部门最为集中。六是新型犯罪增长快等。据统计，2010年一年，全国纪检监察部门受理案件3万多件，立案的就有一万七千多件，处分了一万三千多人，其中厅级以上的有78人，县处级干部10090人，判刑的有五六千人。这些案件集中在工程决策、土地出卖招标投标等部门。
郭三毛不是正准备成立“纪委”吗，他迫切需要掌握或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所以他和胡大炮站在会议室外面走廊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因为这些情况对于他今后成立“山寨纪委”太重要了。他正准备从走廊里拖个板凳坐下来听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干部，见他们俩站在外面便问：“你们找谁呀？”“我们找施局长。”“施局长在做报告，你们下午来。”这个干部边说边拉着裤子的拉链径直向卫生间走去。
郭三毛和胡大炮怕那个干部解手转来又碰上问七问八露馅了，便走到走廊那边电梯口回避。待那个干部进会议室后，也到卫生间去解手。
胡大炮是农村人，家住江阳市小河县李家沟镇胡潭村，离县城30多公里，祖祖辈辈木匠出身，不要说到大城市，就是县里也很少去。父亲胡狗娃苕长武大，身体健壮，胸前一窝黑毛，男性十足，村里比他小的同辈人都叫他伢狗哥。小河县一带叫公狗为伢狗，母狗为草狗，母狗发情叫发草。那里的人常说：“母狗不龇牙，伢狗不敢爬。”意思是说你女的不同意，男的怎么找上你呀？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他经常给村里邻居做个桌子板凳或盖个房子什么的，除赚点外快外，还能混个肚儿圆。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说他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而经常受到批判。母亲姚琴娘家成分不好，地主。其父亲姚海涛，原是县城公办小学教师，1957年划为“右派”后被开除回家劳动改造。姚琴是李家沟镇姚塘村人，胡潭村和姚塘村只隔两里多路远，但不是一个生产大队。姚琴年轻时长得很漂亮，加上又是县城下来的，还是高中生，知书达理，是方圆几个村闻名的美女，好多贫下中农出身的青年不顾政治前途，想方设法地追她，但都被她拒绝了。据说她只看中了一个，但由于男方父亲是老干部，嫌她的出身成分不好，坚决不同意而告吹，为此闹得死去活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出身成分定终生，定祖辈子孙。地主的儿子、孙子、重孙、曾孙……无论第几代孙，一律“地主狗崽子”。地主的女儿、孙女、外孙女、重孙女、重外孙女，一律“地主婆子”，永世不得翻身。地主的子女像艾滋病菌，谁与他们结婚，就是阶级立场问题，他们结婚后除自己的前途打句号外，生的子女不能当兵，不能当干部，更谈不上进城和入党了。太绝对，太形而上学了！姚琴的爷爷是地主，她也成了“地主婆子”。再美丽，再有知识又怎么样呢？最后经亲戚说媒，认为胡伢狗人很厚道，又会木匠活，经常夜晚帮别人做点家具，赚几个活钱，生活也比周围的人宽裕一点。经亲戚朋友一撮合，胡伢狗便同这个美丽的“地主婆子”结婚了，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现在的胡大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一律摘掉，姚琴爸爸的“右派”平反了，狗娃的锯子斧头可以大显身手了，再也不用夜晚偷偷摸摸地干“私活”了。他在村里吆喝了几个木瓦匠成立了建筑队，到处帮别人建房子，不仅村里、镇里，有时还到县城盖三四层的楼，成了远近闻名的建筑队。胡大炮读书不行，没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后不想跟爸爸学木匠，成天待在家里与村里一帮小青年鬼混。姚琴在家料理几亩地，虽辛苦一点，但心情舒畅，感到扬眉吐气了，倒也不觉得累。
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旧的阶级斗争废除了，新的法律尚不完善，农村一些小青年看见过去坐牢的“反革命”也放出来了，“右派”分子也平反了，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几个十六七岁的半糙子男孩约在一起，到处游手好闲，白天睡觉、夜晚三三两两地偷别人的西瓜，抓别人的鸡子，砍别人的甘蔗，早晨拿到街上去卖，如有人说个“不”字，他们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有的还拿着刀子威胁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村里的人恨死他们了。胡大炮就是他们其中一个。由于爸爸出外搞建筑，妈妈一人在家，顾了屋里顾不了外面，放松了对大炮的教育和管理。当时大炮只有十三四岁，不够判刑。“严打”中被镇派出所抓去关了一个星期，教育后释放了。狗娃见此情景，回家带他到了建筑队，教他学木匠，以便管教他。
男孩到了十岁是德育的关键时期，俗话说“要育从小育，长大育不直”。这个时期的男孩子特别要严加管教，密切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和他所交的“朋友”的情况。常言道“跟好人学好人”。如碰上坏人一教唆，上了邪道，问题就大了。城里许多小孩就是在这个年龄段染上毒瘾贻害终生的。大炮就是这样。他到了建筑队后，仗着爸爸是木匠师傅和建筑队的技术骨干，整天不务正业，到处吊儿郎当，调戏女孩，影响极坏，被建筑队开除了，成了无业游民，最近被郭三毛看中，吸收进来，准备成立“山寨纪委”干起劫官敛财的勾当。
郭三毛和胡大炮进了卫生间后，刚准备屙尿，听到在卫生间大便池蹲着的两个干部在讲话（每个大便池是用两米高的木板隔成一格一格的，每格有门关着，两人讲话听得见，但互相隔着，彼此看不见，也看不见外面的人）：“我不想听了，越听越烦。”“我也是，讲那些有什么用呢！反腐、反腐，越反越腐。”“你看，河南交通厅五任厅长前腐后继，并且一个比一个更腐。”“全国厅以上的干部腐败判刑的何止78个。”“这78个是发现了的，没有后台的，还有没发现的，有后台的恐怕7800个都不止！”“我看我们市的交通局长就有问题，要不，他哪来的钱买四五套房子啊？”“据说他老婆长期带几万元在外面和一些老板打麻将。”“他老婆还要带钱？那些修路的老板巴结都巴不上，还用她带钱吗？”“我听纪委的人讲，那些贪官也没办法，只要在那个位置，不腐都不行。那些老板们为工程中标，变着法子行贿，给钱你不要，他就给美女，给古画，给美元让你儿子留学，给你老婆买首饰，天天缠着你。”“哎！也是，现在那些当权的贪的机会多，被抓的概率小，我是没得机会贪，如有机会，我也贪。”“现在有几种怪现象：都说美国不好，一些人变着法子将自己的子女往美国送，都说贪污腐败不好，一些人想方设法地往贪污腐败窝子里钻。真称得上越是艰险越向前，前腐后继往前冲。”
郭三毛和胡大炮正听得起劲的时候，外面人声嘈杂，可能是已经散会了。他们怕被人发现，赶紧乘电梯下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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