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的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
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个位置实在太挤。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
好吧,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现在是时候了。
一般说来,当官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儿上,也就算够本了。
高拱走了,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批完后,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仁兄刚十岁,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暧昧,孤儿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也就是说,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
综观中国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没边,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儿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儿,动这玩意儿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有效。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这就叫实现团结。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啰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5%),或是十比一(10%),能收到五比一(20%),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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