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青年讲师团的生活，我不禁使劲摇摇脑袋，满头的雨水摇去不少，有关讲师团的记忆也浮上了脑海。暴风雨越下越急，打在头发稀疏的脑袋上生疼。我用手从前往后捋了捋头顶，好像从一块冰上划过，坚硬、冰凉、光滑。岁月无情地掠走了我的许多头发，也掠走了我身上的许多东西。
也是这样一个暴雨如注的深夜，我躺在远郊县一个叫石窝子乡的招待所里，听着窗外呼啸的风雨声，夜不能寐。
处长说报名参加青年讲师团是难得的机遇，一是可以锻炼在基层工作的能力，二是可以作为后备领导干部的苗子让组织部门考察。自由报名和领导选定相结合，没有培养前途的，即使报名也不会让去的。B市青年讲师团的成员主要是去远郊区县的教育系统，锻炼时间为一年。
处长许诺我，只要我报名参加，就破格提拔我当主任科员，相当于部队里的正营级干部。我再一次相信了处长。副处长等我报了名之后，用少有的诚恳态度告戒我：“小宋，凡事要留个心眼儿。无论你在下面干得多么好，都不要留下，不管谁让你留下，都不能答应。在下面，你是条龙人家也会把你当成虫的；在上面，你是条虫人家也会把你当成龙的。记住，这是经验之谈。”
这一年多来，我多少了解了副处长的经历。原来他是被当作后备干部的培养对象下放到房山区，当了区长助理，下去的时候是个副处长，区长助理是个正处级干部，但权力要比一般的正处级干部大得多。下去两年，干得也不错，正在提拔有望时，派他们下去的那位市领导忽然犯了严重错误，离开了领导岗位。他成了没娘的孩子，市里不管，区里也把他的助理职务撤了，让他去了区教育局当副局级调研员。具体什么工作也没有，实际是把他闲置起来了。四十出头的年纪，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候，忽然成了别人的累赘，他能不撮火吗？他无数次地找市委组织部，要求恢复原来的工作。市委组织部也换了领导，对他们这批人的问题研究了多次，最后向他们摊牌，回来可以，但没有位子，要不然就空调一级内部退休。他们这批一共有二十三个人，本来有着不错的前程，结果却成了处理品。除了三个人提前退休外，其余二十人都被安排进市里的各个机关，成了有职无权的副处调。副处调就意味着不提拔、不使用，熬到退休完事。
我对副处调的告戒表示感谢，我不想成为第二批副处调。作为讲师团的成员，我只要做好分内的工作，在一年到期后按时回来就行了。
杨倩不同意我参加什么讲师团。这个漂亮的女人不仅是我的老婆，还时不时地充当我的保护神。
“你呀，不撞南墙不回头。”她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说。我的脑门正在向宽处发展，在眉毛上方形成了一片宽阔的不毛之地。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我开玩笑地说。
“不回头就撞个头破血流吧。”
“出门前别说不吉利的话，这是我们矿工的传统。”
“什么不吉利，我这是告戒你。靠你一个人什么也改变不了，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顺其自然，到时候给我全须全眼儿地回来，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又不是蛐蛐，哪来的全须全眼儿？”
“你他妈的是我丈夫。”
“你骂人！”
“我生气，这叫他妈的怎么回事，老婆刚生完孩子，就把人家丈夫鼓捣走了，还美其名曰是选拔领导干部苗子。”
“我又不是去送死，瞧你这一百个不乐意。”
“死了倒好，我可以再找一个让我省心的。”
“说什么呢？”
“就是嘛，你瞧你这么大人了，老是让人揪着心。”
“我是让你揪着心，我不揪你的心，谁揪你的心？”我用手轻轻地揪起她的奶头，然后把她抱到床上，像婴儿似的嘬起了她的奶水。
“去你的，就会来这套。”她娇嗔道。
“好甜啊！”我吞咽了一口温热的奶水说。
“多嘬几口，太涨了。啊，慢点，抱紧我，我要……”
我也要，要得天翻地覆，地动山摇，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才慢慢平息下来。
“坏蛋，我要想你怎么办？”她问。
“攒着。”我说。
“什么攒着，攒什么？”
“攒着思念啊，就像越吹越大的气球，思念越多，气球越大，等我们见面的时候，砰，气球爆炸了，那多刺激。”
“坏蛋，你会想我吗？”
“当然。我不想老婆想谁啊？”
“要是有别的女人勾引你呢？”
“除非比你漂亮。”
“好你个大坏蛋，比我漂亮你就动心？”
“我不会动心的，因为世界上没有比你更漂亮的人。”
“就你嘴甜，满嘴跑舌头。”
“还有你的舌头。”说着，我抱住她的头，轻轻地叼住了她的舌头。
在这风雨之夜，想起温柔美丽的老婆，我久久不能入睡。从市里到县里，把讲师团成员当成了宣传队、播种机，肩负着组织的重托、人民的期望，我们必须要干出点什么来，才能对得起讲师团的称号。我现在的职务是县教育局副局级督导员兼小分队队长，我们这个小分队的十名成员都是挂空职的副局级督导员。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宣讲，就是给全县教育系统的管理干部和老师上课。这种统一部署不知是谁拍脑门想出来的，害得我们只搞了三次就被迫改变了形式。
在宣讲开始前的那天早上，我忽然有了一种临战前的激动和紧张。在队员们的一致推举下，由我来打头一炮。我准备的讲座题目是：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在县政府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大礼堂里，横幅挂上，主席台摆好，灯光打亮，一派隆重热烈的景象。原定八点半开始的讲座，因为县委书记没到只好往后推。九点钟的时候，书记的秘书来了电话，说书记要到市里开会，不要等他了。
我和小分队成员精神抖擞地跟在教育局局长的后面上台了，听众有百十来人，其中包括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局长小声解释说，很多学校离得比较远，听讲座的人会陆续赶来的。局长用热情洋溢的开场白介绍了讲师团的意义和小分队的每一个成员。十个成员坐在主席台上，在局长介绍时，一个个依次站起，像被展览的动物，下面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隆重和冷清，激情和麻木，在台上和台下交织着，使我觉得眼前的场面有些尴尬和滑稽。
在中午吃饭前，我向在座的各位描绘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美妙图景。可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教育，我既没有亲身经历过，也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所用资料全部是摘抄的，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还能理解这些成了我讲座内容的东西。至于这些东西和听众有什么关系，他们相信不相信，我就不得而知了。会场上倒是安静的，没有人来回走动，只有我浑厚的男中音在礼堂里回荡。但是，听众的木然表情犹如一堵冰墙，在不断稀释我的热情，使我感到索然无味。当我终于讲完时，身边的讲师团成员首先鼓掌，会场上接着响起比开始时稍微热烈一些的掌声。我好像经历了一场煎熬，暗松了一口气。
我的头炮没有打哑，使讲师团的其他成员备受鼓舞。中午，县里为来听讲座的人提供了免费午餐。大锅饭，大盆菜，自助式的，各取所需，山一样高的馒头，海一样汪洋的菜，被百十来号人一扫而光。我吃惊地看到一个干瘦的中年人，一次取走了八个馒头，而且全部咽进了肚子里。回想起我当矿工的日子，好像也没有如此肚量。
吃过午饭，下午一点半接着开讲。下午的讲座由县教育局副局长主持，不知是副局长的威信不够高，还是中午的饭撑坏了一些人，快两点的时候，礼堂里才稀稀拉拉地坐了五六十人。副局长没有感到任何不正常，大模大样地主持起来。主讲人是学图书馆专业的女才子，在市机械局劳资处当主任科员。她大谈图书馆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作用，放言说，如果每所学校有一座藏书在十万册的图书馆，就不愁培养不出人才来。女才子的话有道理，不过她的全部观点都是建立在假设上，因为是假设，所以激不起听众的热情，给予她的掌声要比上午的稀落得多，搞得她有些灰溜溜的。
第二天上午的讲座，是由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主持的，在主持人比预定的时间晚半个小时宣布讲座开始时，礼堂里竟出现了片刻的寂静。台下只剩下二十来人，这个时候谁要是不知趣拍起了巴掌，肯定是不怀好意的，分明是想嘲弄谁。我作为分队长，脸上有一种发高烧的感觉。按照市里的部署，宣讲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可现实情况让我们有讲不下去的危险。我不知该不该叫停，面对寥寥无几的听众，对主讲人来说多少是个打击。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主持人已经做了简单的开场白，接着就开讲了。主讲人是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一个助理研究员，他用浓重的川味口音，大讲如何看待早恋问题。他的讲座中带有大量的数据，似乎是一个研究报告。虽然听众人数不多，但还是有人在拔萝卜——悄悄溜号。好在主讲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大，不管听众是一个人还是一百个人，丝毫影响不了他的情绪。他似乎一定要让人明白，青少年早恋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主讲人眉飞色舞的时候，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听这样的宣讲，别说是偏远地区的教育工作者了，就是我这个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都觉得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这叫什么事儿，让人家丢下手里的工作，教育局还要拿出大把的钱，听到的却是不着边际的东西。这种宣讲，包括昨天我讲的，对人家的实际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事为什么还要热火朝天地干呢？我的头变大了，看看左右的成员，脸上虽然挂着一本正经的表情，但眼神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困惑。我是个有良心的人，是个有价值的人，这种宣讲不仅让我感到尴尬和滑稽，而且感到十分荒唐和无聊。
中午吃饭的人数比听宣讲的多了两倍，教育工作者们对饭菜的关注要远远超过精神食粮。依然是山一样高的大锅饭，海一样汪洋的大锅菜。吃八个馒头的那个干瘦男人端着饭菜坐在了我身边，在坚持听宣讲的人当中，他起了表率作用，从来没有拔萝卜。
“宋督导，我向您提个建议，不知行不？”八个馒头说。
“当然行了，欢迎您提任何建议。”我真诚地说，解除精神上的折磨是我们共同的需要。
“我琢磨着这宣讲活动不能再搞下去了，县里通知说要搞一周，我劝您下午就收摊吧，估计没有人去听了。”
“为什么不愿听呢？”我希望听到他的心里话。
“听那玩意儿有啥用？俺们想啥你们知道不？”
“不清楚。”我摇摇头承认道。
“不清楚你们讲啥呀？要对症下药，不知得什么病就下药，那不是胡来？”
“那您的建议是……”
“我看你们不如走下去，看一看下面的实际情况，能帮我们反映就反映，不能反映的你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到那个时候，你们有什么主意再帮我们出一出。您看咋样？”
“我们研究一下。”我很高兴听到八个馒头的建议，这样可以使小分队的任务通过变通的方式来完成。“您是哪所学校的？贵姓？”
“我是石窝子乡中学的，姓黄。”
“是校长吧？”
“凑合着干吧。”黄校长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谢谢您，黄校长。”我伸出手，和黄校长使劲握了握。
黄校长的建议得到小分队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除了那个有川味口音的助理研究员之外。这位搞研究的，喜欢用现成的数据，嫌自己调查太麻烦。作为分队长，我行使了一下自己的权力，决定停止宣讲，要求所有成员走下去，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散会后，我对助理研究员说，下去搞调查是个难得的机遇，能摸到第一手材料，说不定能搞出几篇引起国际轰动的论文呢。比如农村孩子早恋问题，似乎还没有谁研究过。助理研究员恍然大悟一般，把头点得像鸡啄米。
意见统一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愿意组合的两个人一组，愿意单独下去的也可以。县教育局长听了我们的想法后，也表示赞同，但要请示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一听，立刻就赶来了，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为全县的教育工作出谋划策。他还当面指示县教育局长，一定要开绿灯，一定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县委书记感慨地说，教育问题是个大问题，要是通过讲师团的工作引起市里领导的重视，拨下教育专款来，那比搞一百场宣讲都管用。
我觉得书记有点实用主义，但不管怎么说，小分队的下一步行动得到了县里的全力支持，这才是最重要的。我选择了石窝子乡，八个馒头当校长的地方。
石窝子乡有方圆六七十里，在深山老林中散落着星星点点的村民点，我走了全乡一半左右的中小学，感受只有两个字：震惊。我情愿相信所看到的一切不是真的，而是一种幻觉，一种不该存在也不会存在的幻觉。
黄校长是石窝子中学的当家人。学校就在乡政府北面的半山腰上。那天我去学校时，天上正飘着扯不断的雨丝，沿着坑坑洼洼的泥泞山路走进校园，黄校长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欢迎市里领导来视察，接着自豪地宣布，他的学校是全乡教育设施最好的学校。黄校长脸上的表情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但我所看到的校舍情况，却很难相信校长说的是实话。用石头和土坯垒的二十间教室分两侧呈梯状排列，一边十间，每间有五十来平方米，因为地面是黑土地，里墙和外墙一样颜色，房梁上只吊着两盏小灯泡，桌椅是用石头和木板垒起来的，给我的整体感觉就像黑乎乎的牲口棚，不像教室。
黄校长兴致勃勃地带我参观了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所谓实验室，只不过有些简陋的实验仪器和瓶瓶罐罐。对实验室的保卫工作倒是十分到位，由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专门负责。黄校长介绍说，她是马副乡长的夫人。我顺便问了一下学校教职员工的情况，也就是学校有多少吃教育经费的在编人员。黄校长说有一百二十五人。我又问有多少学生，得到的答复是有二百个。我吃了一惊，问黄校长，学生是否太少，而教职员工是否太多。黄校长说学校的编制是上级定的，从学校领工资的有一百二十五人，但来上班的也就三十来人。
“那些人呢？不来上班，也要拿工资吗？”我感到奇怪。
“都是乡里和县里干部的亲属，上班也没事干，还不如去干点别的什么呢。”黄校长解释道，“反正上级是按照编制拨教育经费，给谁不是给啊！”
“把钱用在改善办学条件上该多好，发给不上班的人算怎么回事？这不是吃国家事业费的空额吗？”
“宋队长，学校经费是按项目切块下来的，是人头费的就得按人头费来发，是办公经费的只能用在办公经费上，不能混着来，否则就是违反财务规定。”
“那人头费有多少？”
“一年八万左右。”
“办公经费呢？”
“五千吧，是去年涨的，原来只有三千多块钱。”
“够吗？”我问的是办公经费。
“马马乎乎，多给就多花，少给就少用。当然了，上边要是能多给一些办公经费，学校的办学条件就会更好了。您能帮我们争取一些经费吗？”
“黄校长，如果把人头费的一半转到办公经费上，学校的办学条件不就改善了吗？”
“那当然了，我要有四万多块钱，能干多少事啊！可惜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学校的编制是根据学校规模定的，定下来以后就不好再变了。”
“二百个学生也用不了那么多教职员工。”
“学校的规模是五百个学生，招不上来，山里的孩子能读到初中的太少了。”
“既然招不上来，那就把人头费砍下来，补充办公经费。办学条件好了，对学生就有吸引力了，来的学生不就多了吗？”
“我也这么想过，可乡领导说我的思想认识有问题。人头费砍下来了，办学条件好了，学生多了，如果再想增加人头费那就太难了。乡领导说，人头费是国家给的，即使一个学生没有，也不能砍下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在保持人头费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办公经费。”
“我明白了，已经得到的就不能放弃，没有得到的还要努力争取。”
“是这个意思，您不愧是市里来的领导干部，一听就明白。您一定要帮我们争取增加办公经费，让学校的办学条件再上一个新台阶。”
告别黄校长，我的调查报告有了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教育经费的内部结构比例，将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防止国家教育经费流失，杜绝滋生腐败的温床。
失学少年朱同一家的遭遇为我的调查报告提供了第二部分的素材。那天下午，我和乡办秘书小白正往王家坡小学赶，走在深山老林中，忽然听到了一声沉闷的枪声。枪响后，只见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从二十米外的地方蹿了出来。少年手提一杆猎枪，像只豹子，动作异常敏捷，连蹦带跳地向前冲去，在树林中时隐时现。我和小白跟着少年跑，大约跑了百十来米，少年站住了，举枪就要射。在少年的枪口下，是一只东张西望的小糜鹿。
“不要打！”我大吼一声。我知道野生动物是不能随便捕杀的，面对偷猎行为，本能地表示出强烈愤慨。
少年扭过头来，看到两个陌生人，脸上一片茫然。他最多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长得虎头虎脑，一身打着补丁的衣服透着寒酸。
“不能滥杀野生动物，你知道吗？”我走过去，大声训斥少年。
“俺不知道。”少年放下枪，无可奈何地看了一眼四五十米外的小麋鹿。小麋鹿摆脱了死亡的威胁，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密林深处。
“你是哪儿的人？”我问，口气缓和了一些。
“王家坡的。”
“带我们去吧，我们正要去王家坡小学。”小白说。
“俺爹会生气的。”少年说。
“为啥生气？”小白问，“我们是乡里来的干部，你爹他不会生气的。”
“俺没打着东西，俺爹不让俺回家。”
“我们陪你回去，你爹不会说你的。”我拍了拍少年的肩头。
路上，我和少年边走边聊。少年很纯朴，毫无顾忌地把我想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少年名叫朱同，上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离开了学校。那一年，他爹把腰摔断了，从此卧床不起。他妈妈在一天清晨离开了这个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除了残废的爹以外，家里还有奶奶和妹妹。三四年来，他一直在山里打猎，一家人就靠他的猎枪生活。少年说他不知道打猎违法，也不知道不让打猎之后一家人怎样生活下去。
“想上学读书吗？”我问。我认为少年需要用智慧武装头脑，我就是靠头脑里的知识从井下跨进北大校园的。
“想，俺当年的学习成绩可好了，可俺进不了学校。”朱同回答道，“家里没有钱供俺读书，俺需要挣钱养活一家人。俺家到了。”
朱同的家是三间低矮的石头房，小院是用树枝和玉米秸圈起来的，一群土鸡在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下寻食，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太太迎了上来。
“奶奶，他们是客人。”朱同对老太太说。
“快屋里坐。”老太太张罗着。
屋里的炕上躺着一个中年汉子，头发和胡须很长，身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进屋后，我环顾了一遍房间，得到了满目凄凉的感觉。
中年汉子用胳膊强撑着身子坐了起来，请我们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用机警的目光打量了我们一番后，问儿子：“同儿，是来要货的？”
“不是，他们是乡里干部。”朱同回答道，“他们要去学校，顺便到咱家里来看看。”
“有啥好看的？以后不要啥人都往家里领。”中年汉子的脸阴沉下来。
“知道了。”朱同回答道。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我是乡里的秘书，这位同志是市里来的讲师团队长，到你家来是抬举你。”小白发火了。
“俺不需要抬举，想买山货俺欢迎，不买山货来干啥？”
“买山货，买啥山货？你知道不，随便猎杀野生动物是违法的。”小白不依不饶。
“杀野生动物违法？不搞点山货卖俺们吃啥？让俺们一家老小饿死就不违法了？”中年汉子并不畏惧权势，他要争自己的生存权。
“小白，我们先走吧。”我拉起小白往外走，和一个端着一碗水的小姑娘差点撞在一起。
“叔叔，你们要走吗？”小姑娘问。她的眼睛大大的，明亮得像两颗宝石。
“是啊，叔叔还有事。你叫什么名字？”我问这个可爱的小姑娘。
“朱桃，”小姑娘答道，“喝了水再走吧，奶奶刚从井里打出来的，可凉了。”
我接过碗喝了一口，凉得冰牙，又连喝了几口，把身上的燥热去掉了不少。
“像他们这种情况可以得到救济吗？”出了朱同家，我问小白。
“估计得不到。”小白说。
“为什么呢？总得给他们找条活路吧？”
“像这样的情况太多了，乡里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养活他们。”
“有多少呢，统计过吗？”我想知道这些需要关爱的人和那些吃空额的人到底哪边人多。
“没有统计过，因为乡里没有钱救济他们。”
“小白，有些事我觉得很奇怪，需要救济的却没有钱，不需要救济的却按月从国库里拿钱，你说这事怪不怪？”
“您是想说要能调过来就好了？”
“是啊，需要救济的每月可以得到救济，不需要的就别再伸手了。”
“宋队长，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您的想法不可能实现，连我都不会同意。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两个亲戚也在吃空额。别的干部能让亲属吃空额，我为什么不行？反正是国家的钱，你能白拿，我也能白拿，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白拿谁不拿？”
“照你这么说，当上干部就会有很多既得利益？”
“那当然了，你以为光是为人民服务，谁没有个小九九？不为自己盘算好了，别说亲戚们骂你了，就连你的同事都会骂你，而且你肯定会干不长。这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
“你是说，如果调过来就会触动干部们的既得利益？”
“那当然了。为什么行不通？就是有干部的既得利益在里面。这里是谁的天下？是干部的天下。”
“别人我管不了，朱同一家能不能作为特例给解决一下？”
“有什么意义呢？解决一个朱同，还有九十九个等着呢，这个口子谁敢开？”
“那就让他们通过违法的方式来维持生存吗？”
“这是领导考虑的事，咱没担任那个职务，不操那份闲心。”
小白讲的是为官之道，我明白这里面的奥秘，该你操心的你操心，不是你管的事你最好想都不要想，越级越位是官场大忌，等于自己踏进了雷区。但是，作为一个讲师团成员，和这里的官场没有直接的瓜葛，把我所看所想写进调查报告，应该没有犯忌。
在曹子营中学，我遇见了两个充满理想又备受理想折磨的年轻人。这是一对和我同时走出大学校门的夫妇，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学艺术，一个学化学；男的叫施才，女的叫文烁。我是在小白的建议下来的。小白说曹子营中学值得一看，但马上又叮嘱道，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去曹子营中学，和他可没关系，就当他什么也没说。
“曹子营中学有鬼吗？”我问小白，我不喜欢没来由的神秘。
“不是有鬼，是有两个新来的大学生。”
“大学生能到这里来支教，应该是好事，有什么不敢让人知道的？”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他们搞的那一套，从上到下都有反对意见。”
“有反对意见很正常，关键是看他们搞得对不对。”
“说不准，您看看就知道了。”
我到学校的时候，施才和文烁都在上课。一个自我介绍是教导主任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们。教导主任简单寒暄之后，就带我们参观起校园。
曹子营中学的校园和别处不同的是，学校有养鸡场、羊圈、鱼池、蘑菇大棚，给我的感觉这里不像学校更像农场。
“你们这里的副业搞得不错。”小白说。
“这些都是孩子上课的课堂。”教导主任纠正道。
“那学什么呢？”我问。
“实用农业技术。”教导主任说，“施校长说了，农家的孩子一定要学农业技术，将来好有生存的技能，光学书本上的知识是不行的。”
“看来施校长是个很有想法的人。”我想起了以搞职业教育而名垂教育史册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当初就是主张半工半读的，用行动来获得知识。
“是啊，不过有的做法这里的人并不完全接受。”教导主任说。
“什么做法人们不接受呢？”
“我带您去看。”教导主任前面领路，来到一排房子前。“您看，这是当年的知青宿舍，施校长硬是让初三的学生全体住校，说是有利于孩子们的学习。”
“住校是有利于学习，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对施校长的做法投了赞成票。
“这是在农村，很偏僻的地方，不是在城里。上初三的孩子们都十五六岁了，下学要帮家里干活的，留在学校，家里的活谁干？再说了，男女生住在一个院子里，要是出点男女方面的事，谁担待得起？”教导主任不无忧虑地说。
“施校长怎么说？”
“他说，这些想法都是小农意识，教育孩子们，就是要让他们脱离小农意识。”
“孩子们接受吗？”
“孩子们当然接受了，不用干活了，晚上还有电视看。可家长反对，有好几个家长要给孩子退学，孩子们不干，有个叫张红的女生被家长拽回去之后就喝农药了。幸亏抢救及时，才没闹出人命来。”
“宋队长，这个施校长不是在办学，他是在搞一场革命，这是他和乡长说的。”小白插嘴道。
正说着，下课的铃声响了，孩子们纷纷从教室里跑出来，在院子里追逐打闹。我注意到，这里的学生从着装上和别的学校的孩子没有什么差别，但孩子们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没有农村孩子们常见的木然表情，他们拥有和年龄相符的快乐，像一群在乐土上自由嬉戏的鸟儿。
施才从孩子们中间穿过来，小白做了介绍。施才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等个儿，鼻梁子上架着副无边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此刻漾满笑意。他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说：“市里终于来人了，谢谢你们的关心。”
“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你们这里搞得很有特色。”我说。
“来听听我们的名著名片欣赏课吧。”施才发出了邀请。
我随着施才来到录像室，里面已经坐满了学生。一台二十九寸的电视摆在讲台上，施才安排我们坐下后，对学生们讲道：“今天的名著名片欣赏课，我们来观看根据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改编的电影。要求是：第一，写下故事情节；第二，写出观后感。明天上午交作业，下午开讨论会，每个同学都要发言。”
《老人与海》？我的感觉很奇怪。施才让海明威与大山里的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教室里很静，只有影片里的声音。海明威和他的大海离这里并不遥远。孩子们被影片吸引住了，好像一片翠绿的小苗正在沐浴春雨。他们并不是看不懂，人类某些共性的东西完全可以跨越地域、种族、年龄、知识结构等篱笆，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引起共鸣。施才为了欢迎我的到来，晚上在学校操场上举办了一个篝火晚会。住校的八十多个学生参加了晚会。晚会的台子就是操场的主席台，在主席台下燃起了两堆篝火，篝火上烤着两只山羊。当香气四处弥漫时，晚会开始了。这是我参加过的一个最具震撼力的晚会，我完全没料到山里的孩子竟然表演了那么多令我吃惊不已的节目。
女生舞蹈《采蘑菇的小姑娘》，由六个女孩子上来表演。动作有些笨拙，但她们的表情却是那么开朗；男生小合唱《游击队员之歌》，四个小伙子落落大方地站在台上，配合默契地唱出了他们的风采；女生小合唱《雪绒花》，二十个女生竟然用英语演唱，发音准确，声情并茂；小提琴独奏《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山里娃居然潇洒地拉完了全曲；话剧《雷雨》片段，八个孩子演得有板有眼……
我的眼睛湿润了，如果这些节目是城里的孩子演的，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在满处是文化的大环境中熏也能熏出个一二三来。这是在与城市文明相差不知多少年的大山里，孩子们能表演节目，先不说表演水平，就说走上舞台，已经是太不容易了，他们要冲破多少禁锢才能把青春的光彩展示出来。
“一年多以前，他们还什么都不会。”施才用刀子拉下一块肉，递给我说。
“你们为什么想到来这里办教育？”我问。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曾来过这里，被这里的风景迷住了。”文烁回忆道。她是个娇小美丽的女人，青春的光彩还在她的额头上闪动。“当时我想，要是能在这里生活该多好。”
“所以你们毕业后就跑到这里来了？”我问。
“没那么简单。”施才说，“毕业时，我们认真讨论过将来的工作问题。服从分配，肯定是留在市里的机关或学校；自己找出路，文烁的姑姑在英国，早就向我们发出了邀请；考研究生，我是没多大问题。文烁就没机会了，因为艺术系不招研究生。我们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也算是磨练自己吧，就想到了这里。和学校谈，和市教育局谈，和县教育局谈，所有的人都劝我们认真考虑，这不是儿戏。他们越这么说，我们越坚定，就跑到乡里来了。乡领导又向上级请示，最后得到同意，把曹子营中学交给我们来试办三年，三年以后如果我们想离开这里，市教育局可以重新给我们安排工作。”
“我们已经来了两年了，再过一年，我们肯定会离开这里。”文烁说。
“为什么呢？你们不是干得很有成绩吗？”
“成绩当然是有目共睹的。”施才介绍说，“去年的初三毕业班，有八名同学考上了市里的中专学校，十三名同学考上了技校，还有六个同学考上了县里的高中。这是这所学校从来没有过的。今年的初三毕业班，如果学生们愿意，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能从这里考走，开始他们完全不同的人生历程。”
“你们干得这么有成绩，为什么还要走呢？”我追问道。理想正在变为现实，没有理由不继续干下去。
“我们是带着理想来的，是想用教育来改变山里孩子的命运。”文烁说，“我们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知识，让他们打开了梦想的翅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相当多的孩子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我们是在孤军奋战，除了孩子们，没有人支持我们。”
“县、乡领导不支持吗？”我问。两个年轻人怀着火热的理想来到大山深处，用青春和知识辛勤地耕耘孩子们如蛮荒般的心灵处女地，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竟然会得不到支持，这太令人奇怪了。
“我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施才说，“我们想以人为本，建立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重新设置了课程，不仅教孩子们书本上的知识，还请人来教孩子们劳动技能。县里和乡里没有经费支持，我们只好自己找钱，文烁把姑姑给的十万块钱都投到这里了，建起了几个劳动技能训练基地。可是，在我们把钱投进来后，没想到第二年就不给我们拨教育经费了，说我们自己能够解决办学经费问题。”
“好像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是欠这里的。”文烁不满地说。
“如果把学校完全办成农场，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这里出产的一切都是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可我们办的是学校不是农场，那些鸡场、蘑菇大棚什么的，主要是为了学生实习，鸡蛋、蘑菇都给补贴到学生伙食里面了，根本就没有拿去卖。没有教育经费，我们可以，老师就很难了，他们要养家糊口，不能没有工资。”
“小白，你知道乡里是怎么想的吗？”我有些愤怒了。
“不全知道，我听个别领导说他们是瞎折腾，等折腾累了就该走人了。”小白说，“据我了解，全县乡以下的学校没有大学生，原来有几个，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后来都平反了，平反后就调走了。他们两个来这里时就让人怀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可上面又让支持，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你认为他们是留下来继续干呢，还是拍屁股走人？”我问小白。
“我不好说什么。要问我个人意见，还是走人好。”小白说。
“为什么呢？这里太需要他们这样的人了。”我说。
“是需要，可他们所改变的东西是这里的人们难以接受的，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孩子们渴望离开这里，那留在这里的长辈怎么办？他们的教育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产生了危机感。”小白分析道。
“我们就是要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文烁说，“孩子们接受了全新的教育，完全有可能使这里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
“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来的。”施才说，“我们还向村里建议，利用这里的优美环境，开发旅游度假资源，让城里人送钱来。”
“结果呢，村里人以为我们要干什么坏事。”文烁说着无可奈何地笑了。
“不被理解，得不到支持，是我们最苦恼的事。”施才感慨道。
“要是得到市里的支持呢？”我要把他们写进调查报告，如果能引起市领导的重视，上级的支持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那要看怎么支持，支持到什么程度。”文烁说，“不能说起来千斤，落实起来四两。”
“如果市里能把这里变成农村中学教改实验基地，让农村学校的老师们来这里实习，推广这种教育模式，改变农村中学的应试教育模式，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了。”施才深思熟虑地说。
“你们给我上了一课，我会把你们的愿望写进调查报告的。不管怎么说，你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相信，无论你们将来去了哪里，都不会忘记这里的。”
“谢谢你的理解。”施才激动地说，“文烁，毕竟还是有人理解咱们的。”
我把对他们的理解写进了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对两个年轻人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却改变了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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