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楼顶的小铁门没有上锁，宽敞的楼顶是平日里锻炼的场所。我推开门的时候，一股强劲的夜风迎面扑来，犹如地狱里刮来的阴风，使我浑身打了个冷战。等风从我身边钻过之后，我迈步走上楼顶，小铁门在我身后咣当一声关上了，像是专门给我敲响的丧钟。
楼顶的四周是半人高的女儿墙，对于身高一米八的我来说，跨过这道死亡门槛轻而易举。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半，离明天早上八点半的上班时间还有整整十二个小时。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十二个小时，每分每秒都弥足珍贵。我不想写遗书，也不想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我的家人。在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把手机已经关掉了。
想起家人，我最惦念的人是七十八岁的老母亲。母亲出生在京西煤矿，十八岁那年嫁给了当矿工的父亲。我对父亲已没什么印象。听母亲讲，父亲是十五岁那年下的井，背了二十年的煤，在三十五岁那年得肺痨死了。那一年我才两岁，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刚出世的弟弟。矿上寡妇多，男人们活过四十岁就算老天爷开眼了。三十岁的母亲带着五个孩子，是找不到男人的，除非她抛弃自己的孩子。找不到男人就没有活路可走。母亲不想抛弃孩子，她是矿工的女儿，在满世界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带着孩子们生生走出了一条活路，五个孩子居然都长大成人了。
她用矿上给的抚恤金买了三只羊，一公两母，让十岁的大女儿带着弟妹们放羊，她找到矿上，要补男人的空缺，下井背煤。矿主起初不答应，下井又苦又累，从来都是男人们的事。母亲说，不让下井，她就用一根绳子吊死在矿主的房门口。
母亲向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仿佛在讲述另一个女人的故事。母亲说，苦和累那就别说了，背着一百多斤重的煤筐，要走上四五里路，有的时候还要爬，一天要走上七八趟。她最害怕的是出事故，瓦斯爆炸、冒顶、塌方，这些事故经常发生，动不动就要人命。她不怕死，她怕死后无人照顾她的孩子。
母亲背了一年煤就赶上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母亲进了矿上的食堂。靠食堂里剩下的残羹剩饭，她喂养着身后的五张嘴。
母亲背煤的经历我没有记忆，但母亲往家里带剩饭我却记得很清楚。母亲是用一个柳条编的篮子装剩饭的，里面有窝头块、馒头皮、碎烙饼什么的，上面盖着一块碎花蓝布。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只有母亲的柳条篮子能让我的眼睛放出光来。
放羊的经历我也记得很清楚。开始是三只羊，后来变成了五只、十只，在我五岁那年，三姐把放羊的鞭子交给了我，我带着三岁的弟弟，赶着羊群，踏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我上学后，又把羊鞭传给了弟弟。
弟弟接过羊鞭后就没放下，他像羊一样喜欢山清水秀的地方，似乎他就是它们中的一员。上学时他把羊群赶到学校附近，用一条大黄狗看着，课间休息时还要跑过去看看。弟弟勉强上了三年学，实在经不住羊群的诱惑，就溜出了教室，直到现在还在京西煤矿周围放牧羊群。
我的三个姐姐在长到十六七岁时纷纷出嫁了。大姐嫁给了一个卖山货的，二姐跟一个河北的煤贩子走了，三姐在红卫兵大串联时去了东北。三个姐姐隔上三五年就回来一趟，带着各自男人家乡的土特产，和母亲同享天伦之乐。
母亲在矿上食堂一直干到退休，母亲退休时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离开了家乡。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我并没有对母亲产生依恋情结，甚至觉得母亲土气。母亲有几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一个是逢清明必烧纸钱，二是逢除夕必多添一副碗筷。她说，这两天父亲的魂是要回家看看的，所以一定要做这两件事。我觉得母亲的习惯荒唐可笑，曾劝过母亲，结果被她好一顿骂，说我没良心。
自从我上小学后，我就对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别人需要家长、老师督促，我不需要，我像蚕一样不停地啃着书本。对知识的强烈占有欲使我掌握的知识远远超过了同学们，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成了年级第一，而且保持到初中毕业。我记不清到底得过多少张奖状。初中毕业那年，我以门头沟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最好的高级中学男四中。校长亲自来通知这个好消息，说我将来肯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只可惜“文革”开始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打碎了我读高中的梦想。
那一天，我爬上学校后山，站在山崖边，面对静悄悄的山野失声痛哭。骄阳无言，山风呼啸，雄鹰盘旋，时光在这里似乎万古不变。读高中、上大学的梦想破碎了，知识曾经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却和我擦肩而过。我不甘心，十几年如饥似渴的学习，使我对世界了解了许多许多，我崇拜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英雄豪杰都是在离开家乡后干出一番事业的。一种走出家乡为世界做点什么的念头早已在我心中滋生出来。我不是不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而是觉得自己有能力，这个世界也需要我为它做点什么。但是现在全完了，我的理想如天上的白云被狂风吹散了。
弟弟赶着羊群漫游过来。他的羊群有一百多只，甩着羊鞭，吹着口哨的他逍遥自在得像个神仙。他对我呆立山崖边大吃一惊。我们兄弟俩平常很少说话，因为我一门心思看书，他对羊群情有独钟。但在这样的特定场合相遇，兄弟俩就不能不说话了。
“哥，你咋的了？想干啥呀？”
“来看风景，好多年没上来了。”
“那你哭啥呀？”
“风吹的。”
“别扯了，我知道你是因为上不了高中才哭的。你可别想不开，出了事，咱妈可受不了。”
“我能出啥事？”
“你瞧你站的地方，头一晕不就栽下去了？”
“我的头不会晕的，只是心里难受。”
“难受啥？不就是上不了学吗？上学有什么好？你看我，不活得挺好吗？”
“你不知道我的理想，我想干大事，没有知识什么也干不了。”
“啥大事？我看放羊就不错。”
“我要是想放羊，就不会把鞭子交给你了。”
“哥，这么的吧，你先和我一起放羊，就当是散心，等将来有机会读书了再去读。”
我接受了弟弟的好意。我不想参加红卫兵，红卫兵像从疯人院跑出来的一群疯子到处打砸抢，说是不砸烂旧世界，就创造不出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不明白世界为什么非要红彤彤，而不是五彩缤纷。如果世界只有一种红彤彤的颜色，那就太恐怖了。大自然既然是色彩斑斓的，为什么还要靠人的意志来改变呢？
我和弟弟像小时候一样，晨起暮归，赶着羊群，在家乡的山水间游荡。这一游荡就是三年。简单的生活，不用思考的日子，使我的身体得到很好的发育，当我接到矿上通知，要我下井挖煤时，我已长成了一米八的大个子。十九岁那年，我沿着父母走过的巷道走向了地球深处。原先我想拼命学知识，以摆脱父辈的命运，结果被证明是徒劳的，我想为世界做点什么的抱负，只能从挖煤开始了。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天下矿时的情形，虽然已过去了三十年，但想起来仿佛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母亲最先起的床，做好了早饭。早饭很丰盛，是三个馒头，一碗稀饭，一碗红烧肉。母亲坐在一边看着我吃，气氛有些凝重。我想让母亲相信，这只是我当矿工后的第一顿早饭，和平时没有什么区别，不会是最后一顿。虽然矿上经常出事，但不会和我发生关系，我相信自己不会一辈子挖煤，还得干点别的，老天爷不会让我早早离开人世的。可这些话我不敢说出口，和煤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忌口，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说出来会遭报应。
吃过早饭，母亲送我出家门。走了一百多米，我劝住了母亲。我现在是个大男人了，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母亲站住了，把饭盒递给了我，叮嘱道：“跟在师傅后面，好好学着干，别逞强。”
“知道了，您回吧。”我故作轻松地回答。不就是下井挖煤吗，别人能干，我也能干，只不过我比别人多些悲凉。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应该正在北大读书。我的理想就是考上北大，北大是无数志士仁人寻梦和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对自己的人生也有梦想，中学时代的梦想就是考上北大读书。北大现在没有人读书，我只好留在家乡挖煤。
母亲的叮嘱带有预见性，我幸亏是跟在师傅后面，否则我在下井的第一天就将永远留在那个漆黑的世界了。
我和师傅，还有十几个工友，坐着缆车来到距离地面三千多米远的掌子面，一路的风驰电掣和磕磕绊绊，使我搞不清东南西北，当然也没必要搞清，只要记住哪条巷道不能走就行了，这是师傅说的。师傅已经在井下干了二十年，不敢自夸对蜘蛛网一般的巷道有多熟悉，只是谦虚地说基本了解，包括了解巷道和煤层构造，了解如何辨别和躲避危险。师傅说，要珍惜自己这条命，挖煤就是挖煤，犯不上把命搭上，煤黑子的命也是命。
我觉得师傅是个哲学家，懂得付出和给予之间的关系。跟着这样有头脑的师傅干，母亲的担心就属于多余了，保证出不了问题。事实上，问题肯定会出，关键是如何面对。在地球的心脏挖东西，地球的感觉肯定不舒服，耍耍脾气，出点难题，是在所难免的。
问题发生在快下班的时候，我正打着风钻，师傅突然喊停，然后就叫大伙儿快跑。一种沉闷的声音，夹杂着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传来了，像是死神的脚步声。我想拽着风钻一起跑，风钻却像被焊在了煤里。面对保护集体财产和个人逃生的选择，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呆立在死神面前。师傅冲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胳膊，拼命往外跑。身后传来一阵巨响，一股激流打在了我的后背上。要不是师傅拽着，我肯定趴下了。而一旦趴下，就会被死神踩在脚下。
我跟在师傅身后拼命跑，一直跑出危险地带，坐上缆车。师傅点了一遍他带的人，见一个不少，才放心地靠在了车帮上，闭上眼睛休息。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师傅太伟大了，他不仅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还是个和死神搏击的高手。
走出井口的时候，我看到了母亲，还有许多矿工的家属。母亲的眼泪流下来了，拽着我不松手。我告诉母亲，是师傅救了我一命。母亲感谢师傅。师傅说，嫂子，你谢个啥，师哥当年还救过我一命呢。听师傅一说，我才知道，师傅是父亲的师弟，而且有生死之交。
矿工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单调而沉重的体力劳动，充满危险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的生存方式，使我的身体异常结实，心态却敏感多疑，只有会躲避危险才能生存下去，这是师傅告戒我的金玉良言。我每天都在实践着师傅的话，外表像牛一般，心里却装着一只机警的兔子。所以，当七年后我彻底告别矿工生涯，走向北京大学校门时，竟然毫发无伤，而和我同时当上矿工的十几个同龄人，有三个已离开了人世。
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的形式结束了。我敏感地预测到，大学校门将要向有志青年打开了。下班以后，我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书本上，准备机会来的时候拼一把。母亲觉得我老大不小了，应该说个对象，踏踏实实过日子。弟弟都结婚有儿子了，把羊倌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我不甘心，找对象不是要紧的事，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才是最重要的。要想让自己离开噩梦缠绕的矿区，只有靠考学，当兵都不成，复员后还会回来。考上大学，才能找到更能发挥我价值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京西煤矿。我回绝了各路提亲的，也不让母亲张罗，而是一门心思扑在课本上。我找到原来就看好我的老校长，借来了全套高中课本，在长夜孤灯的陪伴下，刻苦攻读。
正像某位聪明人所说的，机会总是给予有准备的人。“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高考制度恢复了。魂牵梦萦的北大，终于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北大中文系。在考场上，我找到了上北大的感觉，不是用笔，而是用心来答卷，结果从京西煤矿一步跨进了北大校门。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这张薄纸使我的生命再也不用在漆黑的巷道里游荡了，我的价值将在北大得到提升。我终于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点更有价值的事情了。虽然年龄大了一些，已经快二十六岁了，但未来的路还很长，还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前途依然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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