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皇登基开始，大汉帝国属于康宗刘文澎的时代，也就彻底过去了。包括刘文济在内的历届大汉皇帝，论继位之平顺，国势之稳定，处境之优越，没有谁比得上刘文澎。
然而，八年的时间下来，今时之帝国比之平康初年，也发生了大变样，状况不是那般良好。
皇权势弱，朝政不稳，政治也难谈清明，权贵之间矛盾重重，吏治又如脱缰野马般失去约束，冗官冗员，奢靡、攀比之风再起，太宗时代的种种规矩与优良作风被打破.
唯一值得称道的，或许在于民间经济依旧极富活力，取得了更进一步发展，但贫富差距的拉大紧随其后，地方宗族豪强、乡绅地主猖獗之势复萌。
而从雍熙盛世，发展到平康“小康”，康宗刘文澎显然身负不可推卸之责任，毕竟，他不是真正的小皇帝，具备足够的自理能力。
然在康宗的立场去自省，似乎又有几分值得“理解”的地方。平心而论，康宗或许不英明，但足够聪明；他荒唐任性，但并不残暴；他好乐怠政，自尊自得，处事唯心，化国器为私用，视天下为私产，但对国家之伤害，或许还比不上史册上诸多“有为”之明君的功业之心带来的负面效果。
终康宗时代，虽然排挤了不少功勋老臣，贬逐了不少忠正之士，但从未擅杀大臣。或许并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那些功臣耆老，但对于大部分人，还是给了一份基本的体面。
说到底，抛开皇帝的身份不谈，康宗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处在了一个不那么适合他的位置上。傲慢、虚荣，没有进取心，祖宗传给他一份堪称历史之最的庞大资产，天下财货、亿兆子民，任他予取予求，在世界祥和、大志不足的情况下，不享受，不挥霍，不浪费，又让他做什么？
以世祖、太宗的标准去要求康宗，简直是对他的苛求，他是个凡人，有凡人的贪恶私欲，他的所作所为，也完全符合大部分封建专制君主的作风与标准。
事实上，一直到死，康宗都还得感谢世祖、太宗二帝，尤其是太宗皇帝。若不是他们留下的帝国底子够厚，经得起他造，或许“康”这个庙号都轮不到他。
若是换一个历史时期，相同的作为，或许“僖”、“熹”、“闵”、“质”之类的庙号就给他安排上了。
关于康宗庙谥，朝廷内部也经过一番讨论，着实费了一些脑筋。恶谥是不可能的，否则平康时代的公卿大臣们何以自处，又将何以谢天下？溢美之谥又不能唯心地给，最终给了“康”这样一个非传统的上号，谥号也要“短”很多，曰睿明武闵孝皇帝，实在是没法再往他脸上贴金了
当然，站在新君刘文济的立场上，或许更倾向于康宗一个下谥，不过，最终他还是认可了群臣的建议。从年号，到先帝谥号，刘文济都是一贯的从谏如流，这也是端拱时代刘文济治政的基调。
康宗毕竟是走了，给初登大宝的刘文济留下的，则是一个极其复杂且麻烦的局面，大汉帝国显然又染病了，这一回，则需要刘文济这个“医者”来诊断、治疗。
而在此之前，他真正要做的，还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位，这是一切作为的基础。对此，即便没有萧太妃的提醒，他也有充分的思考与认识。
问题是严重的，挑战是艰巨的，然而，对刘文济来说，再难也难不过十数年失望乃至绝望的坚持与煎熬，难不过地数年如一日的抱病在床、蛰伏观望。
当刘文济登上御座，安居龙床，安然地接受公卿百官、诸国使节朝拜时，他便知道，最艰难的时刻已然过去，“皇帝至尊”就是他最大的底气与自信来源。
刘文济可不是稚嫩的刘文澎，从小饱受世祖、太宗熏陶，又在帝国体制内摸爬滚打二十余年，经受过的磨难与历练，让他从思想到眼光上都充满了睿智，对帝国的人、事、制度，他看得可远比刘文澎要清晰、深刻，当他坐到皇帝这个位置上时，也更懂得怎么发挥其功能。
继位之初，重重压力，种种麻烦，就不断向刘文济袭来，即便他已经表现得足够随和、无害，但仍旧有人不断地来试探他。
但麻烦再多，说到底也是人的问题，把握好朝廷的人情变化，处理好与权贵们的人际关系，即便暂时事无所成，刘文济至少能做到稳如泰山。
在新朝的人事问题上，刘文济干预的并不多，尤其在代表着帝国权力中心的广政殿政事堂内，基本维持着康宗后期的配置。
而这样的结构，固然使得贵族势大，但于还没站稳脚跟的刘文济来说，却有其一利，至少他先天地就获得来自寇准、徐士廉、向敏中、王钦若的支持，而这四人，已经帝国广大庶族官僚群体在中枢的代言人了，远不比当初。
要知道，当初庶族官僚其势最盛时，至少在中枢层面，是要盖过勋贵官僚的。当然，这也需辨证地排除皇帝影响之后再去看待，而整个康宗时代的发展，似乎也说明了一件事，在当下的大汉帝国，最终还是由功勋贵族们说了算
至于尚书令王旦，他的倒台是必然的，镇不住场子是一方面，刘文济继位过程中的波折也需要有人买单。作为“首相”，从他站在慕容太后一边开始，不成功，那就只有下马。
不过，刘文济顾念其三朝老臣，及过往功劳，给了他一份体面，让他出任山陵使，监造康宗陵墓以及日后的国葬仪式。
这里需要提一下，在赵王出山，力挺立长，朝廷在刘文济继位事宜上达成共识后，才继续康宗的后事，刘文济登基，也是按照“以日易月”原则在国丧结束之后。
不过，康宗生前未建陵寝，因此，属于他的“安宁”还在紧急修建之中，距离大葬还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梓宫还得停放在垂拱殿。
为表尊重，刘文济在登基后，把自己理政视事的寝宫，选在了世祖晚年常居的万岁殿。于是乎，端拱皇帝，不住垂拱殿.
而刘文济对王旦的安排，一干权贵们看在眼里，多表示满意，至少这份谨慎、宽容的姿态，值得赞扬，比起康宗的荒诞不经、难以捉摸，刚上台的刘文济表现得可太让人舒服了。
王旦罢相，大抵是朝局影响最小的一次“首相逊位”了，而比起此事带来的影响，还是尚书令这个职位本身更让人期待。到端拱元年，尚书令大汉帝国首相的地位与职权，已经彻底巩固了，这就是辅佐天子秉执朝政、治理国家的百官魁首。
而在刘文济时代刚刚开启的时候，这个职位，不是仅靠皇帝支持，就能够立足的。对于尚书令的继位人选，刘文济首先请鼎力支持他的赵王刘昉担任。
结果并不出乎他的意料，刘昉直接拒绝，完全不是那种担心皇帝猜忌的感觉，只是很从容地向刘文济交待了三言两语，让他好自为之，善待臣民。
对于刘文济的资质、器量与能力，早在当年南巡之时，刘昉就有深刻的认识了，至今记忆犹新。朝廷内外，在看待新皇刘文济的问题上，只有少数人能看得清楚，赵王刘昉显然是其一。
而面对赵王一番坦诚的交待，刘文济也如释重负一般，向他躬身行礼，弯腰九十度那种。
同时，为表感谢，刘文济又在后来追封折太妃为皇后，谥号孝诚皇后。当年鲁王为此事直接被赶出朝堂，当时朝中群议不断，而到刘文济，办成就像喝水一般简单，满朝上下，只有赞同，几无反对。
而此举，毫无疑问，让刘文济得到了折皇后所出那数十名子子孙孙的认同与支持。
另外一个大功臣杨业，刘文济也没忽视，当然让退休多年、年逾八旬的杨老太师出山为相，是不大现实的，因此刘文济请杨延昭为相，还给了一个“出将入相”的理由，结果同样为杨延昭所拒，请皇帝另则贤良。
由于杨皇后的关系，杨氏在朝中的处境多少有那么些敏感，若不是老杨业本着一颗对先帝、对帝国的赤胆忠心，绝不会贸然开言的。
再之后，皇帝刘文济方继续表现着他的“从谏如流”，采纳群臣之建议，由财政使向德明继任尚书令，主持朝政运转。而这件事，首先就引起了吏部尚书刘继昌（徐王刘承赟之子）的不满，这个宗室老臣，在年纪越发年迈的情况下，则越发渴望登顶。
当年，吏部尚书被吕蒙正给顶了，如今，尚书令近在眼前，又被向德明顶了，心中自然不甘。于是，朝廷中枢在端拱时代，是以尚书令与吏部尚书之间的角力展开的。
在这方面，出身、资历、功劳、能力都足够深厚向德明，是一点都不怵刘继昌，而皇帝刘文济，则于其侧，默默观察，等待，等待一个把这些老贵清退的机会，当然，哪怕是熬也能熬死他们，一个个年逾六旬，能有多少年？
当然，比起朝堂之上那些看起来影响重大的人事变动，刘文济真正插手或者说在意的只有几个职位，并且都让他办成了。
首先，以关内都指挥使折惟昌为巡检司都指挥使。折惟昌，代国公折从阮曾孙，已故代郡公折惟正之弟。
又以萧惠担任大内军副都指挥使，主要负责御前诸班，同时，曹利用调入中枢，任为内阁学士兼知制诰。
当然，萧恭是不会被遗忘的，刘文济任命其为少府。前少府刘规，于平康九年春，在一场倒春寒中，猝然而逝，生前无病无灾的，也算无疾而终。
虽然是个宦官，但历侍三代君王，并且风格迥异，而能够以一宦官之身，掌握帝国少府这个庞大的皇室财产机构三十余年，就足以留名史册了。
同时，刘规其人虽死，但他在少府多年任职中，构建完善的一整套事务、财务、人事管理制度，却彻底留了下来。做事易，立规矩难，这才是刘规最厉害的地方，也是他能在少府之职上干三十多年的根本原因，如果仅仅靠取悦皇帝，那是远远不够。
当然，于皇权而言，作用重要的特务机构，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刘文济收入彀中。枭部，郑元果如其言，在刘文济登基之后，就主动告老，请求回乡归养，刘文济同意了，除了赐他大量金银财货之外，还授予三品文散官以及金紫服饰，给他一个厚重的恩典，让他荣归故里，养老传家。
名噪一时的皇城使王约，则为此前的三心二意、首鼠两端付出了代价，当然，念其几十年伺候两代先帝还算尽心尽力，没有杀他，而是流放南洋，让他带着自己的财产、侍从乃至姬妾、子孙（宦官与女人和子女并不绝缘），远离大陆，永别朝廷。王约虽然心中不甘，但最后还是叩头谢恩。
相比之下，一直观望的林特却留了下来，当然不是留在武德使的位置上，刘文济在与他进行一番谈话，仔细审视过此人之后，以其为东南转运使。对林特来说，这可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任命，自是千恩万谢，当场就给刘文济跪了，大表忠诚。
上一个这样待遇的人，还是王玄真，而王玄真后来的际遇，至今仍是特务系统中所有人心目中的榜样，甚至拜相，甚至成为辅政大臣，即便后来遭到排挤，那也是特殊出身臣子能够达到的巅峰（寿国公李少游虽然负责武德司的具体创立，但并不能单纯以特务臣子来看待。）
继位之初，刘文济的一系列操作，邀名务虚也好，务实取利也好，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打造一条巩固他这个皇位的护城河，很成功。
等到端拱元年夏六月的时候，刘文济已经彻底坐稳皇位了，而几个月间，他虽然在朝廷之中发话不多，但朝廷内部，却没人敢像康宗初期那般小觑乃至忽视皇帝的意见，这似乎，就是皇帝气质的不同造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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