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铁监，下了火车，苏颂和柳涚早早等在车站。寒喧过后，几人一起到了外面。
一出了车站，就看见外面热闹无比，大群工人吵吵嚷嚷正在向火车上装货物。
欧阳修见装车的多是农具，问身边的苏颂：“这里产的农具果然好卖！不知这是哪里的客人？如此大的手笔！这样多的货物，想来是大客商。”
苏颂道：“龙图，这是许州和陈州的货物。唐州集议之后，晏相公和宋相公回去的时候，在铁监住了几天，命本州派了官员来，专一在这里买货。铁监的农具制出来，先发给他们。”
欧阳修听了，猛一跺脚：“唉呀，却是忘了此事！你们产的农具有数，需要的人却多，若是不能抢先发货，一个不好，岂不错过了季节！此事等不得，我也住上些日子，让吕通判派人到这里来！”
这几位知州何等身份？他们派人等在这里，谁也不敢跟他们争，有货就发。买农具当然不是官府掏钱，而是地方组织治下百姓，凑钱来统一购买。特别大户，对此事极为积极。
蔡州在澧河下游，直接走水路，不跟其他几州争。许州和陈州不只是要争先发货，还要争有数的火车运货车厢，没有官府支持，就被那些大客商挤到后面去了。
颖州的通判此时是吕公著，吕夷简三子，深受欧阳修器重。不过这人许多好处，就是一条，做事不主动，不好出风头。他或许能从其他官员那里知道铁监的情况，却不会主动采取动作。
官员在地方能有多少政绩？这个年代经济发展缓慢，技术更加迟缓，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就值得大书特书。推广新农具，是能够在史书上记一笔的，怎么能够放过了？
回到铁监，欧阳修便要了纸笔，让吕公著立即派人来铁监，带上几个大户，一起来采买新式农具。
杜中宵和苏颂在一边闲坐，对他道：“去年新制的马拉镰刀，有没有再到地里试过？”
苏颂道：“现在麦子开花刚过，离着收割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怎么去试？”
杜中宵道：“我们试的是能不能割麦，只要麦苗长成，就可以去试。何必要等麦熟？”
苏颂听了立即醒悟：“运判说的是，委实如此。——只是，如此有些浪费粮食。”
杜中宵笑着摇头：“跟把机器试成功比起来，那一点麦子算什么！早早试出来，我们可以用铁监的闲散人员，组个队伍，带着这机器到两淮收麦去。那里种麦最多，让他们看看机器的好处，不愁不争着前来购买。而且，我听人说，两淮收麦，可以得一半粮食。做得好了，能带许多麦子回来。”
此时两淮是天下最重要的小麦产区，以扬州和楚州为中心。麦收时节最忙，抢收了麦子，要抓紧时间种稻，一刻耽误不得。每到麦收时节，便有两浙的百姓，乘船沿河而上，到两淮割麦。收了麦子，他们得一半的收获。时人常言，两浙的人不用自己种麦，两淮的收获有一半是他们的。
这就是个年代的麦客，不过因为地理和气候以及历史的原因，此时是两浙人到两淮去做。后世随着气候和农业条件变化，从东南转到了西北。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农人，在麦熟时节，往往成群结队，到麦子先熟的地区去帮人割麦。麦客获得了收入，种麦的人家抢到了农时，两相得利。收割机普及了，就成了开着机器流动数省，规模壮观。其规模，不下于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机械化大战。
此时的麦客与后世不同，他们到了两淮，割麦之后还要负责把麦子脱粒。与此同时，主人家则争分夺秒在收了麦子的地里种水稻。麦子收好，地里的水稻也种好了，倒与收割机的机械化大军类似。
地广人稀，人力资源缺乏，麦客的收入不是后世可比的，一般都是拿走收获麦子的一半。
一年稻麦两季出现的时间不长，唐时还非常少见，入宋之后才在两淮江浙推广。宋朝不立田制，收税是依先朝旧例，两税只收一季，收了米就不收麦。多数地主出租土地，也只收一季作物的租子。麦子种起来容易，耧车不用多少人力，田间管理方便。对于大户人家，就当是把地租出去，一半收获就当地租了。
以铁监新制的农具，到两淮去忙上一两个月，收到的粮食极为可观。马拉收割机最大的用处，不是种更多的地，而是可以在更广大的地区，实现一年两季。
从南向北，两浙地区比较温暖，收麦与种稻的时间比较宽裕。到了两淮，时间就非常紧张，不得不雇人割麦。再向北到京东路，就只能一年一季，收了麦子来不及种别的了。中部同样如此，洞庭湖以南收麦种稻的时间充裕，南阳襄阳一带开始紧张，过了方城山，就不可能一年两季了。
苏颂听了杜中宵的话，道：“运判说的是，到两淮去，可以沿着汴河而下，收上一季，可得不少粮食。去年铁监所食粮米，多是转运司从他州调来，到了今年见铁监赚钱，全部算作借贷。我们现在赚的钱不只是要买粮米，还要给转运司还本付息，粮食缺得厉害。”
杜中宵笑着摇了摇头，不这样做，就不是转运司了。不能怪他们，难的时候帮了，现在铁监发达了收些利息回去也是应该的。三司系统做这种事有传统，只要地方饿不死，就尽量把钱粮收到自己手里。现在最有可能的，铁监起动的五十万贯，铁监开始赚钱也会被收回去。虽然钱出自内库，账却是在三司的手里，他们只要大笔一挥，把那五十万贯改成是内库拨给三司即可。
太宗朝之后，三司一向缺钱。一是开支增加，再一个就是太宗权术，把许多原本左藏库的收入划入了内库，而且天下新铸的钱，全部都入内库。不要以为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就会无所谓，他们实际上分得很清楚。内库是自己的钱，左藏库是公费，花起来不一样的。三司的钱从来不足，只好向皇帝借贷，年年积压，越积越多，死猪不怕开水烫，干脆就不还了。每过几年皇帝开恩，给三司销账，就可以从容花自己内库的钱。外朝官员拿人手短，只能暂忍一时。如若不然，花内库的钱，官员一样会说长道短。
铁监也是一样，账上如果钱多了，必然会被三司收走。开始的时候还会找个借口，像那五十万贯让你还本付息，或者加税。做得习惯了，这些借口都不会找，直接立个名目拿钱。
杜中宵对此心知肚明，所以铁监一有利润，要么是招人，要么就是扩大规模，增加资产，反正账上不留太多余财。赋税之外，地方剩下的钱粮称为羡余，交的多了可以升官。但上交羡余，必然就会搜刮地方，落个酷吏的名头。坏名头也就罢了，只要升官就好，问题是还要看皇帝和宰相的心情。刻剥百姓可不是个好官，一个不小心，官升不了，还会被贬斥。刘太后当政时候，便就发生过这种事，延续到现在。
杜中宵不会去做触霉头的事，对于铁监建设和利润的关系，一向都是刚刚好。账上略有余财，一旦有了大笔收入，就投入到基础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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