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墨子的口才固然了得(先秦的名辩之学到了墨子手中才真正达到完善，成为与古希腊逻各斯，天竺因明鼎立的三大逻辑系统)，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的防御器械以及让弟子禽滑嫠等三百人守住了宋城策略。
战国初年的楚国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军事计划竟然被墨家这个学派的力量所改变，可见墨家在当时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影响力。
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称为“孔墨显学”。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据《汉书·艺文志》，墨家之学出于清庙之守(掌守宗庙)，即巫祝，有浓厚的宗教倾向。墨子的思想共有十项主张:兼爱，即治国者应“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提倡无差别之爱;非攻，即否定非正义战争(“攻”)，肯定正义战争(“诛”);尚贤，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应唯贤是用;尚同，即“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达成社会的统一;节用，即节约财物；节葬，即反对奢侈的丧葬;非乐，即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颓废淫荡的靡靡之音；天志，即把一切自然现象看成是上天爱人的表现明鬼，墨子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非命，墨子在先秦思想家中第一个明确反对儒家的“命定论”，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
在力学方面《墨经》中提出了关于机械运动的定义为:“动，域徙也。”意思是说，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物体位置的移动，这与现代机械运动的定义完全一致。同时墨家学派掌握杠杆定律比阿基米德早了二个世纪。
在光学方面，在我国浩如烟海的经史著作中，《墨经》是唯一一本对我国古代几何光学发展进行系统性论述的典籍。
《墨经》中记载了墨子及其学生做的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并对实验结果作出了精辟的见解，这是对光沿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在数学方面，《墨经》提出了一些几何学的定义，例如中学数学教材中所举的《墨经》中对圆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这与近代数学中圆的定义“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
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墨家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武装团体。墨家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最高的领袖被成为“巨(钜)子”，巨子有绝对的权威。巨子的职位是由集团中公认的贤者互相传让的，而墨子就是墨家的第一任巨子，墨子的大徒弟、守住宋城的禽滑嫠则是墨家的第二任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
墨者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能够吃苦耐劳，平时一律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串足胼胝，面目黎黑”，以吃苦为高尚的事。他们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主要职业是教师、工匠等。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淮南子》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墨家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
战国时，秦国巨子的儿子犯法，秦王顾念他年老而饶恕了他的儿子，但巨子却以墨者的律法将儿子处死了，这足见墨家的纪律非常严格。但是墨家并不是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
而主要是一个学术团体，他们所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完成学业，然后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
如墨子他曾使其弟子耕柱子于楚，游高石子于卫，游公孙尚过于越，出曹公子于宋，使胜绰事齐国项子牛。很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味道。其实，用现代学生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形容墨家子弟并不为过。墨子的五个“家”里面就有一个“教育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有文、理、军、工等科的综合性平民学校，就是墨子约在其三十岁之前创办的。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史称“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墨子的思想的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想来应该是这个学校的必修课。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大派别，分别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见《韩非子·显学》)。分别以谈辩，从事，说书为主要思想，其中谈辩即辩论，从事即研究科学，说书即教书和研究各种典籍。他们各自以为是正宗，不相上下，谁也不服谁，甚至互相倾轧窝里斗，致使墨家元气大伤。到了战国后期，墨家三派又汇合成二支:一支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另一支则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
可惜的是此后的时间，也就是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初年的近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墨学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能找到的的有:晋时的鲁胜，唐时的乐台，宋代的何芜及元代的陆友等。
这些人名都生疏得很，可谓是“凤毛麟角”。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秦始皇的以法为教、焚百家之书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策，但也有墨家自身未能保持生机和活力，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的内因。
大抵说来，还是墨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难以实行，加上墨家独特的巨子组织，已经是一种变相的神秘组织，既不如儒家有治世的理想，也不如道家可深植于心灵，更不如法家能被巧妙的应用在政治上，因此，墨家思想慢慢的没落了。
但是墨家精神并没有失传，而是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继承者。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上面说过，墨家有严密的组织，并不适宜于具有自由意志、主张人格平等的游侠，何况墨家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也绝非“重气轻命”的武侠所能为之。
这点倒是可以从水镜的处境上体现出一二。然而，墨家却与侠的生长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墨家对武侠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侠”观念和理论主张。《墨子·经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侠”观念，指出任侠出身于“士”阶层，武侠是“士”的一部分，这是指侠的社会性质。
墨子还精粹地概括了“任侠”精神的实质和内核—“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接着，墨子进一步阐述了任侠精神的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句话翻译出来是：干己身所厌恶的事来解放他人的急难。也就是要不顾一切地去扶危救困，为人解难，正是侠的行为准则。
墨子对刚出现的武侠现象十分关注，并及时地对侠义精神与侠义行为作了系统的闻述，论证它们是合理的，这无疑给初生的尚在用生命和鲜血去探索行动宗旨的武侠提供了所急需的精神武器。可见，墨者对于武侠的出现是充满同情和好感的。墨家团体还收留了一些迹近武侠的人。
例如被称为“东方之钜狡”的索卢参，由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嫠收为及门弟子。又如好勇的武士屈将子“带剑危冠”去见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胡非子。胡非子向屈将子阐述了勇武的真正含义。屈将子为之心折，“乃解长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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